自古以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伯乐”一词诞生以来，就有了无数善识人、善用人的故事。
在“五四”时期和新文化的思潮激情迸发的年代，名贯中外的北京大学里也成长起了无数的“千里马”。他们进入北大之前的身份不尽相同，既有旧学根基深厚的老牌学者，也有刚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新锐；既有政治上倾向民主共和的思想精英，也有留恋帝制、参与复辟，被视为“民国罪人”的国学名宿。
北大能够接纳和包容这些人，都得益于一位大德传世的伯乐－－蔡元培。正是蔡元培用他超凡的眼光和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的心胸气魄，只手铸就了新式北大的辉煌。
少小苦读 得跻身翰林文苑
翰林院自唐朝开始设立以来，一直是文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在封建中国，读书人考取功名不光是光宗耀祖的事，更意味着整个家族在政治上有了靠山。蔡元培就出生在一个有着这样期望的商贾之家。他从小天性祥静平和，喜爱读书，这于蔡家是件可喜的事情。
1872年，刚刚五岁的蔡元培就请了塾师，跟先生诵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以及四书、五经，另外还有习字和对课两门功课。对课是一种类似造句的文字游戏，是写诗作文必不可少的基础，其富于变化的形式，对年少聪颖的蔡元培很有吸引力。以后的日子里，蔡元培以他超强的求知欲先后学习了八股文，阅读了大量书籍，学业根基基本建立。
蔡元培踏上科举道路的引路人是他的六叔蔡铭恩，六叔是蔡家读书登科的第一人，在绍兴城内招徒授业，略有藏书，蔡元培跟随六叔开始自由读书，并开始学做散文和骈体文。1890年，蔡元培考中贡士，1892年，进京补试殿试，此后又经过朝考，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他再次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当时读书人羡慕不已的科举巅峰。
短短几年间，蔡元培乡、会试连连报捷，跻身翰林院。正当他踌躇满志打算一展抱负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收获惨败，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使得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翰林重新思考问题，他开始接触新学。
蔡元培先后浏览了《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等等，此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实的土壤上的蔡元培，遥望“西学新知”别有洞天，他的治学重心也渐渐偏离了经史辞章，而对新学新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而立之年轻抛功名 兴办新式教育
此时的中国，正是多事之秋，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结束，国势日危，民族危亡的巨浪将蔡元培从科举功名的仕途推上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道路。当时，蔡元培与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谭嗣同关系密切，当看到“百日维新”如春梦一场宣告破产时，他痛苦而清晰地感到“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变，排斥须旧，故不能不情见势绌。”由此，蔡元培看透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对清政府不抱丝毫希望。1898年9月，而立之年的他毅然弃官南下，回到了绍兴老家。
回到家乡的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应知府之邀，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由地方绅士捐资创办的新式学校。堂堂翰林，居然做起一区区学校的校长，这在绍兴城内不免引起一番议论。但在蔡元培心中，最紧要的事就是改变传统私塾教育唯经是读、唯经是尊的积习，使这所规模不大、学生不多的学校真正办成能有益于民族的学校，不能徒有“中西”之名，更要有“中西”之实。
蔡元培大刀阔斧，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新事业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聘任教员。在中学方面，聘请国学根基深厚的教员，还聘请了史学、词学、蒙学等方面造诣较深的人才。在西学方面，他更是四处走访网罗懂西文的人士，聘请为学堂的教员。
蔡元培克服了经费不足的困难，购置了一批实用书籍，创立了名为“养新书藏”的图书室，意为培养新式人才。他亲手拟定《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管理办法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条件进学堂读书的向学之人也可以借阅书刊，无形中增加了受教育的人群。
日后成为北大校长之一的蒋梦麟就是当时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在《西湖》一书中这样评价蔡元培领导下的绍兴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还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的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学了。”蔡元培在那个时代抛弃功名，开创性地推行新式教育，散发了一个有良心有立场的知识分子无尽的光彩，同时，也是这个时候，只要是有益于我们的东西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信念，在蔡元培的思想里深深扎根下来。
近不惑之年 终圆游学夙愿
蔡元培在离京返乡的数年间，除了在绍兴中西学堂担任校长外，又先后到杭州、上海等地兴办新式学堂，已经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的他，内心始终未失书生本色，“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唯此游学一事耳。”他仍然期盼实现游学欧洲的夙愿。
1907年，39岁的蔡元培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学习。蔡元培没有选定某一专业攻读学位，而是任由兴趣和爱好自由听课。他在这里修的课程主要是哲学、历史、文学、美学、教育学，涉及到各个方面。于不惑之年跨入德国，蔡元培对自己的需求一清二楚。无论是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总之，只要不冲突的，他都尽力涉猎。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是时间上不相冲突，我感兴趣的课我都去听。”他像海绵渴望水一样的渴望知识、吸收知识。
因为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演讲，加之被莱比锡的音乐和艺术大环境熏习太深，蔡元培不知不觉地将心力集中在了美学上。那些年，他学过钢琴，提琴，看了大量的话剧和小歌剧，并且在朋友的影响下改成了素食主义者。
他又来到莱比锡的世界史与文明史研究所，这是由德国一个很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兰普莱西创建的，他想在这里理解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来龙去脉。他还先后五次到欧洲游历，他希望他是个巨大的氧气瓶，可以为将来回国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攒下足够的养分。
然而，在他留学德国的第五个年头，1911年，他的革命挚友孙中山向已然腐朽的满清帝国扔出了炸弹，为了响应辛亥革命，蔡元培回国了。此时的中国，正站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上，他自己或许都不曾意识到，他将站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 只手缔造新式北大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这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是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他在给在国外的友人的信中这样剖白心迹：“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一直都希望“教育救国”，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他还在国内延聘名师。蔡元培选聘教师，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学术造诣，在这个神圣的标准之外，不曾有第二个。至于个别道德沦丧、毒化校风的学林败类，他坚决罢黜。在他的努力下，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以及后起之秀逐步汇集于北京大学，形成了崇尚学术的良好氛围。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在这种办学方针下，北大教员中包括了许多来自不同学派、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辜鸿铭，这位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平时拖着长辫，以复古派自居，主张尊王尊孔，反对共和，北大师生戏称，辜鸿铭头上有全世界最后一条封建时代的辫子，蔡元培因其精通西学，对英国文学有专长仍留聘他教授英国诗歌。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蔡元培也聘他们，让北大充满着百家争鸣的意见言论。
蔡元培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学校的一系列旧有体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提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由校长说了算的状况。在教育内容上，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由于蔡元培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于是北京大学课堂的秩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蔡元培注重校园文化，大力支持各种杂志，扶植多种社团。进德会、新闻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当时在北大旁听并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是新闻学会的会员。这些社团的成员，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来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学生领袖。（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