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在清华园里。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你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关注他的学问和研究。
梁启超极力举荐的传奇教授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离不开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和“清华学风”，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却并不出名。
据说，当时为了推荐陈寅恪，梁启超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够胜任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那年，陈寅恪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陈寅恪的博学让全校师生们叹为观止。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平生只有一张文凭的学术大家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这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陈寅恪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6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6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却不要学分。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向国际学界转轨，陈寅恪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令牛津大学虚位以待的中国学者
之后，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85岁的父亲陈三立因绝食五天后过世。
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为了离开沦陷区，他失去了复明的希望。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陈寅恪右眼失明。他携妻将雏，踏上了流亡之路。此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几经辗转，这些书竟悉数被焚毁于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喜欢做“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书，也被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只能依靠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有一次邻居邓广铭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黑暗中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
1948年，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
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中国青年网 记者 刘钊汐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