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谈美》 作者：朱光潜
在当代中国人的美学认知中，总有一位老人如灯塔般矗立于前路，他就是朱光潜。
朱光潜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等有过学习经历，遍走欧洲大陆，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
朱光潜一生致力于美学研究、美学教学，也正是由于对“美”有着深厚的认知，他的言谈、著述往往优美精炼，明晰透彻，堪为人生之座右铭。而有趣的是，回望朱光潜的一生，也正是在不同座右铭的引领之下，他才得以全心谱写出了自己的学术传奇。
“恒、恬、诚、勇”
“恒、恬、诚、勇”－－这是朱光潜在香港大学时的座右铭。恒，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
少年时的朱光潜学习非常刻苦，国文成绩出类拔萃，而且特别喜欢读书。他的父亲是一名私塾先生，藏书众多。每逢父亲不在家，朱光潜都会去翻父亲的书箱，从中找出《史记》、《战国策》、《国语》、《西汉文》……这些书让他感到趣味无穷。后来，即使是《项羽本纪》那样的长文章，他竟也能偷读成诵。
这样一番从头脑到筋肉都在古文之中的彻底浸泡，让朱光潜初步树立起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可一切又在他考入香港大学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那一年，朱光潜作为北洋政府选送的20位学生之一，得到了进入香港大学学习的机会。对于一直接受传统教育的他来说，进入一所由英国人开办、日常交流全部用英语的大学，适应起来必然是一种挑战。
在香港大学，一贯以作文见长的朱光潜再不能像在家乡那样受到老师的欣赏。他的英文水平不只是语言运用不够熟练，在观念上也不符合老师的标准。
有一次作文中，他写到坐人力车和骑马不太公平，也不人道。一位喜欢骑马也经常坐人力车的老师竟在课堂上当着同学的面把他痛骂一顿。还有一次，心理学教授在课堂上用自己设计的新方法搞智力测验，朱光潜刚好前一个晚上生了病，测试结果竟是班上倒数第一，这对朱光潜的刺激可想而知。不过，也许是为了洗刷这样的耻辱，朱光潜立刻开始下功夫研究智力测验的标准问题，当时就写下论文《智力测验法的标准》。其中特别提出，其他文化的智力测验题不一定适合于本民族，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能直译外国人的测验题和工作标准来应用于国内的学校。
就在朱光潜不断适应着香港大学生活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也正在快速传播到这里，身处其中的朱光潜经历了传统价值观与新文化主张间的碰撞。当《文学改良刍议》张起文学革命之旗，推倒了朱光潜从小爱好、奉为典范的中国古典文学，他一时间着实难以接受。而接受过基本的科学与理性思维训练，朱光潜又无可避免地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内心冲突，他坚持了儒家规训，以“恒、恬、诚、勇”作为这一时期的座右铭，同时，他也在新文化运动和香港大学英式教育的合力下，藉由这种倾向于西方的学术表征奠定了一生学问的基础。
“走抵抗力最大的路”
“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朱光潜的指导老师、著名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告诫他，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认真思索后作出决定，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这时，他给自己立下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
1925年，朱光潜参加了英国庚子赔款基金的留学生考试，凭借自己在香港大学所受的严格英语训练和专业训练，他顺利考取了留英名额，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
一到英国，朱光潜首先对自己的学费做了一番打算。由于当时留学官费经常接济不上，为了吃饭，他决定一面读书，一面写作挣稿费。此时，他参与创办了《一般》杂志，在创刊号、1卷2期等发表《旅英杂谈》，指出资本主义英国并不是一个家给户足的乐土，奸盗邪淫也很不少，还指出英国的文化娱乐追求感官刺激，实在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病症。他还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表面讨好，骨子里则是援助军阀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同时赞扬华侨关心祖国休戚，力主爱国的民族精神。
生活上安排停当，而学业上，朱光潜也面临着如何决定自己学术发展方向的问题。教育学和心理学本是他在香港大学读本科时期的专业，基础最为扎实。但他在心理学方面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想象和情感的关系，主要包括创造、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的个体差异等问题。教育学太空泛，难以给他实实在在的感觉。
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在他看来，心理学是当时现代美学发展的新方向，而文学艺术史美学理论产生的动力、解释的目标和印证的具体对象。
他的哲学导师不赞成他去搞美学：“美学简直就是一潭烂泥，太玄太烂，既不能实证，又不能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你最好不要去碰。”不过，他没有接受导师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几年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试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都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朱光潜后来曾这样回忆。
然而，也正是这个没有上过一节美学课的朱光潜，毅然地放弃了他所熟悉的学科，走上了“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并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也由此取得了之后的成就和影响。
从1925年到1933年，朱光潜在英、法、德留学八年之久，得到一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出版多部著作，完成两部书的初稿，还发表了许多单篇文章。其中好几部书都是影响深远的、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著名美学家基础的重要美学论著。
“此身、此时、此地”
“此身、此时、此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朱光潜为自己立下六字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同样也是在1925年到1933年，整个中国笼罩于黑暗之中，尽管前路存有一线耀眼光明，但谁也不知要过多久才能够企及。远在国外的朱光潜在那些年似乎过多地注意到了反动统治造成的黑暗，于是他写出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他希望青年把读书变成一种嗜好，寄托自己的心神，并从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以抵抗社会习俗的引诱；他希望青年以动、以创造发展的方式，去顺从自然，舒畅生机，避免烦恼，享受快乐；他希望青年要如蔡元培所说的那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认为思想革命很重要，辛亥革命尚未成功，就因为思想革命没有成功……
这十二封信，既告诉青年在当时不完美的世界中应如何做人做学问，又告诉青年应该如何去避免不良习俗的诱惑与内心的苦闷和烦恼。这对当时的青年，有如一阵阵警钟，又有如一帖帖清凉散。可以说，好几代青年都是在这十二封信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1934年，回国后的朱光潜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英文系主任。同时，应好友朱自清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国文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并结合讲课修改1931年就已写出的《文艺心理学》初稿。他还受聘在辅仁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等兼教英文。他所到之处，都很受学生欢迎。
季羡林曾说，朱光潜“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以后的十几年，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直以身力行，走在美学教育的最前线。
朱光潜一生为培养和扶助新人花费了许多精力。每当读到年轻同志的一篇好文章，看到年轻同志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都像自己有了新发现一样感到由衷地高兴，并积极地向人推荐。他是美学界名副其实的老前辈和权威，但他从不以此自居，经常说的一句话反而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不断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80多岁时，他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在翻译《新科学》的那几年，他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除了吃中饭，一概不离书桌不下楼。夫人和女儿嗔怪他：“简直着了维柯的魔了！”小外孙说得更形象：“和外公讲什么他都听不见，一讲维柯，他就活了！”
1984年春天，朱光潜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翻译巨著－－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可当时他的体重只剩下35公斤，夏天就病倒了。朱光潜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的美学研究还很落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料不足。我多翻译一些，可以为后人研究提供方便。”
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一生静静结束，但他孜孜不倦从事学术文化事业，淡泊名利而追逐真理答案的精神将永世长存。（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