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首次和平鸽放飞活动，本文主人公宋庆龄养的鸽子也在其中。众所周知，宋庆龄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的文雅，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和平，这是宋庆龄毕生的追求。终其一生，宋庆龄都在为和平而奋斗，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打倒专制，高举共和国旗帜”
宋庆龄出生在上海，父亲宋耀如是个美国化的中国人，主张中国建立共和，怀有民主革命的意识，结识孙中山后加入了同盟会，秘密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父亲的开明思想使得宋庆龄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塾教育。
宋庆龄10岁那年，宋家的邻居黄炎培因发表革命演说，被清廷以“革命党罪”拘捕，并被判决“就地正法”。这一事件对宋庆龄影响很大，她一方面佩服黄炎培的革命行为，一方面又痛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与黑暗。当她得知父亲的朋友孙中山是革命党后，毅然萌生了革命的思想。
15岁那年，宋庆龄赴美国读书，仍然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发展。
在一次历史课上，她说：“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正在组织革命团体。他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虽然现在中国的革命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当腐朽的清王朝最终被推翻，当她收到父亲寄来的信和中华民国五色旗时，心情无比激动，立即扯下学校中的清朝龙旗踩在脚下，挂上新国旗，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国旗帜！”并写了一篇赞颂辛亥革命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校刊上。她对新生的共和国充满憧憬：“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爱，应该作为和平的化身屹立在世界上。”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做个冒险的追随者”
1913年8月30日，从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
那时孙中山的处境十分困难。两年前，他还是世界上最新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但不到一年，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就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
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身旁。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协助他做革命工作。
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她把危险留给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个冒险的追随者”。正如宋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年轻的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灰暗的心情。
但是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反对，而反对的原因就是年龄上的差距。孙中山只比宋庆龄的父亲小三岁，这成了他们之间的大问题。孙中山试探性地给宋庆龄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看他的反应，结果宋耀如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反对他们的不止是宋庆龄的父亲，更有她的母亲，还有孙中山的患难战友，但是女儿坚决要跟孙中山结婚，做父母的只好把宋庆龄软禁在家。
在爱情方面，宋庆龄表现得异常执着。她在女佣的帮助下爬上高高的窗台，然后跳下来逃出，之后渡海来到日本。她的父母随后赶到日本试图阻止这场婚姻，却未能说服他们，只好作罢，不久后让人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作为宋庆龄的嫁妆。
这场婚姻可以说是理想与情趣的结合，也是理解与爱情的结合。每当谈起这一天，宋庆龄都充满激情与兴奋。60年后，宋庆龄对这一天仍记忆犹新，她动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积极参加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斗争”
婚后，宋庆龄积极地投入反袁斗争。在袁世凯垮台后，由于继承者段祺瑞无意恢复民国政制，而推行皖系军阀独裁统治，宋庆龄随孙中山一度到广州发起反段护法运动，但因西南军阀的破坏，他们回到了上海。
“五四”运动爆发后，宋庆龄每次都陪同孙中山接见各地学生代表，指导学生的爱国行动。她还根据孙中山的授意，营救被捕学生，指出“学生无罪”。但是，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却遭到国民党内一些元老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见孙中山态度坚决，就来找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影响孙中山。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1920年10月，孙中山指导并赞助的陈炯明粤军，把长期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到广州后，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首先挥师西征，直捣桂系军阀老窠。宋庆龄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携带捐款和物品，赴前线慰问，给予官兵很大鼓舞。
1924年11月，应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府的冯玉祥之请，孙中山与宋庆龄一同北上。途经日本神户港时，宋应龄应邀作了她平生第一次公开演讲，号召妇女们积极参加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斗争，受到在场近千名师生的热烈欢迎。同年年底孙中山因一路劳累，卧病不起，他临终前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
在孙中山逝世后，维护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成了宋庆龄的奋斗目标。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中共党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并发表严正声明，谴责他们“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严正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汪精卫想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又以高官许之，但宋庆龄意志坚定不屈。软的不行便来硬的，蒋介石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劝阻下，才改为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她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秘密奔赴苏联，她趁着黑夜踏上了去苏联的船。在苏联生活一段时间后，英国《每日邮报》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这使宋庆龄非常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她把这种谣言看成是一种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削弱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理想的战斗力量。她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澄清，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控告该报。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蒋介石特意邀请她参加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又遭到拒绝。于是蒋介石退而求其次，希望她对政治保持沉默，但是宋庆龄决不沉默。她向世界反帝大同盟拍发电报，强烈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挑起新的反苏事端。蒋介石极为恼怒，威胁她“不要再发表宣言”。宋庆龄回答说：“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同年9月，宋庆龄经香港前往德、法等国旅行，积极地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和保卫和平的活动，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后因母亲病逝，宋庆龄回国奔丧。之后，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内革命中。
“为救国入狱”
宋庆龄虽然很厌恶蒋介石，但是对国家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高兴的。1937年2月，她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
这一番演讲并没有对国民党起到作用，于是她把民权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7月，她和一些知名人士一起来到苏州。要求国民党把他们关押起来，和被逮捕的爱国会“七君子”一起受审，结果让国民党法官不知所措，一劲赔礼道歉。宋庆龄道：“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国民党人只好在一旁听着宋庆龄的训斥并答应释放“七君子”。
“为救国入狱”这一举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让更多的群众自愿请命参加到抗日救国中，凝聚了团结心。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宋霭龄、宋美龄、邓颖超等各党派妇女领袖密切合作，成立妇女抗日团体，积极组织广大妇女进行抗日宣传，购买救国公债，到战地救护伤员等，为重创日军、粉碎日本“速战速决”战略作出了贡献。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巧妙躲过日军检查，来到香港，发挥与国际社会广泛联系的作用，为祖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她联络贾·尼赫鲁、保·罗伯逊等国际友人及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共同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主席，广泛争取国际援助，支援前方抗战。
领导“保盟”的同时，宋庆龄又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作，并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向国外独立筹募支持中国“工合”的基金，创造了一条把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的最好途径－－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工合国际委员会在港两年，筹得2000多万美元捐款，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她一如既往地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努力奋斗着，承担了大量国务活动。她历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等职，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工作。
宋庆龄的心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她一生未能生育子女，把母爱全部倾注于全国少年儿童，成为孩子们心目中慈爱的祖母。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宋庆龄一生热爱和平，为和平而不懈奋斗。她创办外文刊物《中国建设》，发扬“保盟”《新闻通讯》真实报道的优良传统，帮助世界人民正确认识新中国。同时她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经常出国访问和接待来访客人，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付出了很多心血。在国际上，她多次参加或主持国际和平大会，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为世界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1951年4月，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我要入党，我要入党，我要入党”
步入晚年的宋庆龄依旧坚守信念，希望祖国统一能早日实现，这是她和孙中山毕生的追求，也是她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
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在她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三十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
宋庆龄在晚年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事业中，宋庆龄“在荆棘里潜行，在泥泞中奋战”，通过不断摸索、对比、鉴别，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向往和追求，早已具备了入党条件，她也曾经两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党中央觉得她暂时留在党外，对统战工作的意义更大，所以前两次都没有正式让她办理入党手续。
1981年5月15日早晨，彭真、邓颖超等同志一起去看望宋庆龄，她在病榻上向他们再一次提出了入党要求，一连重复了三遍。之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上午，邓小平去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日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5月29日，宋庆龄静静地闭上双目，与世长辞。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宋庆龄终于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她的丰功伟绩永远被世人所铭记，为世代所传颂。（中国青年网记者 武芳莉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