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他就是艾思奇。
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启迪了成千上万青年人的思想，满足了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心愿，以其大众化、通俗化、现实化的风格，推动哲学走进大众，引导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很多青年人正是读过了《大众哲学》，才下决心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蒋介石战败退居台湾后，反思失败的原因时曾感叹道：“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
毛泽东评价艾思奇为“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艾思奇青年时代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到延安后，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
2010年，在艾思奇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人士高度评价了艾思奇在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认为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关于“艾思奇”这个笔名的来历，艾思奇的战友黄洛峰在《一个哲学家的道路》里做了这样的解读和揭秘：“他是在看了一部外国的《爱斯基摩人》影片之后，突然灵机一动，借用片名的谐音取下这个笔名的……表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的寓意”。
自小便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他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和顺乡人多地少，是一个“出国容易，进省难”的地方，因此很多和顺人选择出国经商。艾思奇的祖父李德润也是其中一员，他早年去缅甸经商致富，非常注重读书教子，培养出艾思奇的父亲、“一代人杰”李曰垓。李曰垓早年在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后来加入中国同盟会。袁世凯复辟期间，李曰垓出任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的秘书长，《讨袁檄文》就是出自他的笔下，由此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李曰垓由于在讨袁战争中的贡献，被当时的云南军政府奖励十万大洋，他将其中的4万大洋用在当地的教育和水利等事业发展上，因此受到当地人的爱戴。
李曰垓在艾思奇就读私塾的启蒙时期便给他讲“塞翁失马”的故事，还让艾思奇学习老子和庄子的著作。李曰垓认为，“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至理，宜读一些哲学书为宜”。在父兄的影响下，艾思奇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中西哲学，对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表现出很高的哲学领悟力。
艾思奇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第二，兄长李生庄长他6岁，学识渊博，对艾思奇的成长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李生庄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23年，李生庄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李生庄在腾冲首办女子中学，创办了腾冲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日报《腾越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思想进步的风潮。艾思奇15岁就跟随大哥李生庄阅读《反杜林论》，接触到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在家庭的熏陶下，艾思奇小时候就体现出一个唯物主义者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据艾思奇的弟妹回忆，艾思奇“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他听几个尼姑和“斋奶”说狗和姑娘不能上屋顶，否则就会引起火灾。艾思奇“不信邪”，便抬了梯子，搭在屋顶上，抱了一只狗登上屋顶，还叫了妹妹跟上去，大喊道“房子着火了没有？”急得母亲和尼姑们连呼“阿弥陀佛”。还有一次艾思奇的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艾思奇偷偷拿了几块藏起来，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艾思奇故意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生气地训斥他：“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艾思奇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母亲无言以回，只有连声说：“你这娃娃家，懂什么？！”
李曰垓说过“处今之世，非至少通外语一种，不足以言致学问”。受父亲影响加上自身的努力，艾思奇一共掌握了4门外语－－英语、日语、德语、俄语。1923年李曰垓因受唐继尧的排挤而迁往香港，艾思奇考入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在这里，艾思奇学习了英文，并自修了德文，还为此闹出了笑话。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用英语提问，正在下面看德文书的艾思奇没有反应过来，站起来后用德语回答了问题，这一“答非所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接触马列主义 定位人生方向
艾思奇曾对自己的朋友陆万美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1925年艾思奇回到昆明，在云南省立一中读书。省立一中是一所进步学校。艾思奇参加了在该校图书馆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国柱创建并领导的秘密组织“青年读书努力会”，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在这里，他初次读到了中国共产党办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他曾在昆明市学联组织的一次讲演会上发表了《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讲，充分地学以致用，为以后的哲学路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艾思奇真正深入接触马列主义则是在日本。
1927年的一天，艾思奇到东南大学的宿舍找大哥李生庄，大哥不在，恰逢孙传芳手下的军警来抓人，便被抓捕进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他年仅17岁。幸亏他父亲等人多方奔走营救，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这样国内就呆不下去了，艾思奇便留学日本，在东亚预备学校就读。《云南留日同乡录》记录了艾思奇的留日之旅，其中倒数第二个名字就是李生萱。
在日本，艾思奇废寝忘食地阅读哲学书籍，由于译成日文的马列书籍不是很多，他便拿来德文原著，边查字典边阅读，这为他以后研究马恩著作打下了基础。他反复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本书是很难读的，艾思奇下了很大功夫，以至后来因劳累过度而病倒。艾思奇后来回忆说，“1933年以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2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使得艾思奇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决定回国。
《大众哲学》的出版
从日本回国后，艾思奇在昆明待过一段时期。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找到一份工作，教授数理化。泉漳中学是一所进步学校，后来被查封了。1934年春，艾思奇经朋友介绍，到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书面解决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艾思奇负责哲学与科技知识的部分。经艾思奇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读者来信越来越多，读书指导部渐渐地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于是就在该报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
1934年11月，《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创立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负责每期撰写一篇《哲学讲话》，至1935年11月一共撰写了24期。1935年底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哲学讲话》的每一篇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如《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不是变戏法》、《猫吃老鼠》等，正文也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和口语，来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结合当时老百姓所面临的生活困顿、失业等现实问题，来讲述不同的世界观会使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道理。
《哲学讲话》单行本出版后很受欢迎，它讲述的哲学思想令国民党当局恐慌不安。国民党于1936年2月查禁此书。于是，经过一些修订，《哲学讲话》改名为《大众哲学》于1936年6月继续出版。这本书全面而系统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青年和群众提供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本书第一次把哲学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抗战前后，《大众哲学》的畅销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一连发行32版。到现在为止，已经发行了50版，逾100多万册。很多学者、干部都是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成长起来的。
《大众哲学》之所以广受欢迎，最大的原因在于其朴实、自然、亲切的文风。艾思奇将艰涩的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李曰垓曾经教导他，“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哲学讲话》里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哲学并不神秘》。他以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推广了哲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有人曾经写信给艾思奇，请教怎样才能长生不老。艾思奇回信给他，大意是，国难当前，这种问题是荒唐可笑的，你应该认真研究怎样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他在给大哥李生庄的信中写道：“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全力做点儿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我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
此外，艾思奇在《资本论》译本的出版中也功不可没。郭大力和王亚南开始合译《资本论》时，几度与大书店接洽出版都碰了钉子，后来找到艾思奇所在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艾思奇一听，明确表示：“两位先生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出版社为能做这样的巨著，哪怕是卖床铺门板也干！”经商议后，决定拨出2000大洋作为预付版税，每月支付郭、王各80大洋的预付稿费。其中，1937年艾思奇还亲自校对了《资本论》第一卷清样。这样，在资金的支持下，经过郭、王的努力，《资本论》全译本在1938年问世。不过这时，艾思奇已身在延安。
一书胜过百万兵
原来，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党中央决定调一批党在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到延安，艾思奇与李初梨、周扬、周立波、何干之、舒群等十几人于10月间经西安到达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也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说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艾思奇来了，好了……”。毛泽东对艾思奇在哲学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刚到延安后不久，艾思奇就被派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他曾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旁听者。曾经旁听过艾思奇讲课的吴伯萧后来这样评价说：“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了。”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听过艾思奇的课，她评价说，“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
解放初期，艾思奇还在北京大学教过课，这之前的北大，在李大钊之后就没有开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艾思奇重新在北大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有人评价说，“艾思奇进了北大，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来了”。
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干校系主任的马璧教授，在1981年回到大陆。出于对艾思奇的仰慕，他到大陆后曾专门拜访艾思奇夫人王丹一女士。他对王说：“蒋介石在台湾总结失败教训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马璧说，蒋介石父子都很看重《大众哲学》，“我看到蒋先生和蒋经国都把此书放在案头。”马璧还写七言绝句一首赠艾思奇纪念馆。诗云：“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犹输仰令名。”马璧自加题注：“1949年秋前后，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57年夏日，提到《大众哲学》余悸犹存。”马璧的七言绝句至今仍挂展在滕冲和顺的艾思奇纪念馆内。
其实，仅一本《大众哲学》还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位“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1951 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王丹一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他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在他56年的生命里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述，用他的生命开拓了中国的哲学之路。（中国青年网记者刘哲）
记者手记：
艾思奇在中国哲学史了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现在重温艾思奇的人生，不仅缅怀他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事迹，学习他把哲学同时代结合、同实践结合、同群众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治学精神，还学习他不断探索、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可谓“哲学因大众而普遍，大众因哲学而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