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1日0时16分许，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领取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摘取到这个奖项。莫言很淡定，但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莫言的祖国，无数个中国人不淡定，因为这一天、这一刻，这个奖项，很多人无数次希冀过、努力过。
从第一次获悉莫言获得了这个奖项，到今天，“莫言热”已经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热了整整两个月。
此前的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莫言，简单的两字中国汉字，让很多中国人顿时感觉既亲切又遥远。《红高粱》、《丰乳肥臀》、《蛙》、《檀香刑》等一部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倍受广大读者青睐，而能和罗曼o罗兰、乔治o萧伯纳、大江健三郎等文学巨匠相提并论时又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他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的真实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家庭留给他的宝贵财富
莫言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莫言小学五年级辍学，经常到田野里放牧牛羊，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莫言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
莫言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莫言觉得她是有很远大的目光的人。在莫言的记忆中，有一件事难以忘怀。大概是七十年代左右，莫言的家境相对拮据，邻居一个小伙子买了《中国通史简编》五册，大概是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真是不得了的一笔大钱，这个小伙子他家里没钱用了，问莫言要不要书，莫言回家跟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莫言说：”我保证看。“随后莫言的母亲就把书买给了莫言。一直到莫言后来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他的身边。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是姊妹四个，我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当时我们是个很大的家庭，叔叔他们家也没跟我们分家，上面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弟们，我们家是一大群人，家里最多的时候十三口人，十三口人住着几间小房子，拥挤又吵闹，但是我母亲忍辱负重，上有老下有小，关系很难处理，她就带头，非常勤劳、任劳任怨，体现了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
部队生活让他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这是21岁的莫言刚刚参军之后，作为新兵代表上台讲话时的心情。当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的一位复员老兵告诉他，要想在部队迅速站稳脚跟，就得写一封决心书。他记住了这位老兵的教导，一到兵营就赶紧写了决心书，他获得了这个上台讲话露脸的机会。1976年，念完稿子的莫言走下讲台，听到班长低声对他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他懵了，已经无心观看接下来的文艺演出。回到宿舍后，追问班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班长说，“那凳子是首长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 ”
在新兵大会上讲话后不久，莫言被“发配”到了渤海边的黄县。除了站岗就是下地干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没有更好，反而更差。站岗的枯燥生活中，他开始了文学创作。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由著名作家、后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徐怀中将军领衔，创建了文学系。莫言当时是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他报名参加了几轮考试，也获得了通过。但不知何故，他没在规定的时间来军艺报到。按规定，他就不能录取了。看着他茫然无措的样子，系主任徐怀中把他叫去，问他写过什么东西？莫言忐忑地从包里摸出1982年发表在河北保定的一个文学杂志《莲池》上的小说《民间音乐》递过去。徐怀中仔细地看起来。看完，他用异样的神情望着面前的年轻军官说：“很好呀！报到吧！”就这样，莫言这匹“千里马”，让“伯乐”徐怀中一眼相中，正式走上了文学道路。
乡村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生存的一块地方
莫言在九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超越故乡》，里面明确提出来，故乡应该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们必须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也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发生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事情，都可以纳入到高密东北乡这个盘子里来。他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莫言写的《生死疲劳》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2000年的元旦之夜，高密县所有的人都在广场上庆祝辞旧迎新，大雪纷纷的广场上搭了台子，台子上在唱戏，全城成千上万的人都倾巢而出，像这样的情景在高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实际上就是2005年我在日本，在北海道首府札幌市看到的一个场景，后来就移植到高密来，类似的例子已经很多了。
很多人说莫言总在写乡土，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莫言确实想以乡村文明来对抗都市文明，当然这是通过这种乡村人进城之后，对城市的格格不入和跟城市的这种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那么后来写作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土，这个乡土已经变得开放了，这个乡土实际上已经逐渐在模糊，是城市与乡村的混合体，包括《蛙》、包括《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已经写到了这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县城已经扩展到乡村道路、楼房，原来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原来的农民现在也变成了市民，或者从事其他的非农业的一些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说莫言现在写的到底是乡村还是城市，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新乡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从自然来稿中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透明的红萝卜》、《爆炸》和《金发婴儿》更使他“名声大震”，《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使莫言一夜成名，走向世界。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莫言把精力主要放在了长篇创作上。写出了《十三步》、《酒国》和《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后，他又创作了《牛》、《我们的七叔》、《30年前的长跑比赛》和《野骡子》等中短篇小说。
“许多人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奠定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不对，但我认为短篇、中篇、长篇不应该是等级递进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并列的关系。”莫言说，在西方，短篇小说集子经常会成为畅销书，一个作家完全可以靠着一个短篇集子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但这种现象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是农民的儿子，以前是，得奖以后也是
2002年春节期间，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在莫言的陪同下探访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平安村。大江曾经预言，“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10年后，他的预言终成现实。
瑞典文学院公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分钟内，这一消息在微博上被中国网友们力转至少两万次。尽管女儿管笑笑形容“老爸很平静”。但莫言还是承认，“当时很激动”。但他仍然保持低调，只接受了老家山东的两家媒体的电话连线。电话里，他表示，自己正在高密老家看电视，“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了自己获奖”。他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有媒体报道，在宣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记者专程前往莫言在北京的住处，地安门西大街181号院，一探究竟。没想到，“这个院子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万众欢腾。除了蹲守在门口的记者，进出大院的邻居们都很平静”。记者随后发现，“莫言在这个并不算大的院子里异常低调”，小区内的很多老邻居并不知道“写《红高粱》的那个人就住我们院里”。
莫言认为，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莫言表示希望“莫言热”赶紧过去，他说：“我最希望回到书桌前坐下写小说。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后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要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他表示，目前最烦的是记者不断的采访，最希望的是回到书桌前。
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以前是，得奖以后也是。他希望可以打破诺奖魔咒，创作出更好作品。他同时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而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谈到他此次获奖的意义，莫言说，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但我相信我的获奖会引起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我也希望我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对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能从阅读莫言一个人的作品开始阅读更多人的作品。中国以及全世界有很多年轻作家，有人对他们提出批评，我一直支持他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也应该写自己的文学。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他。我们对未来的东西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作家。
在被央视主持人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中国青年网记者 褚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