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8年初，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亲临前线治疗伤病员，更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他对工作极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从而赢得了中国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在共同的战斗中，白求恩也对中国八路军和根据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一次手术中，他的手指不慎被割破而遭感染，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医学卓有建树
1890年3月3日，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是家中的长子。他父亲是个牧师，因此一家人经常搬家，几乎住遍了安大略省的每个小镇。白求恩的祖父是个外科医生，受其影响，小亨利从8岁起就开始对医学感兴趣，并决心长大也做一名外科医生。他把祖父诺尔曼的医生铭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并从那时起要求大家不叫他“亨利”，也叫他“诺尔曼”。后来，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开始学医。为了支付大学的学费，他做过侍者、消防队员、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夜校教师等。1915年，他报名去法国战场当了一名担架员，但由于受重伤被送回家。伤愈后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于191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18年，白求恩参加了英国海军，成为上尉军衔的外科医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遇见了弗朗西斯·佩尼，一个比他小11岁的苏格兰姑娘。他们相爱了，并很快结了婚。婚后，白求恩在妻子伴随下在维也纳、巴黎和柏林游学，继续钻研医术。1926年，他们前往美国底特律，在那里，白求恩开始行医。
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被宣告了“死刑”的白求恩不得不离开底特律，回家乡疗养。正当白求恩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新方法－－“人工气胸”疗法救了他。1929年1月，病愈的白求恩来到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阿驰柏尔德医生门下深造。
从1929年到1936年间，是白求恩在医学上卓有建树的时期，他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包括肋骨剥离器在内的许多医疗器械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中。此外，他还发表了14篇胸外科方面的学术论文。1934年，白求恩成为魁北克一家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师。
艺术品商人
从大学开始，白求恩对油画、雕塑和素描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英国海军当军医期间，他发现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艺术品差价很大，于是当一战结束、他从英国海军退役后，颇有经营头脑的白求恩就来到欧洲大陆开始做艺术品生意。他联合了经销商和商店，在法国以较便宜的价格购进艺术品，带到英国卖出，赚取利润。他在艺术品生意上赚了不少钱，这些钱支持他在欧洲继续游学，钻研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医术。
1935年3月，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行医时，发现当地很多报纸在文章中频繁使用一些新名词，很多人不解其意。于是他开始撰写“读报人的字典－－每日读报指南”（100个新词的定义）。在这本后来没能写完的书里，他试图定义一些新词，如独裁、民主、法西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帮助一般读者阅报。白求恩甚至同另外两位加拿大艺术家弗里兹·布兰德纳和马里奥·斯科特一起，用他自己的房子做校舍，创立过一所免费的儿童艺术学校－－蒙特利尔儿童艺术学校。
“改变经济体制，消除无知、贫穷和失业”
在底特律行医期间，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已经让白求恩开始厌恶医疗制度的不平等。很多需要救治的穷人因为没有钱，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或延误治疗。白求恩在底特律医疗社团里大声疾呼，批评当时的医疗制度。但是，社团的其他成员并不赞同他的意见。
193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医术对救助穷人的局限性。“我们是医生，无法改变使人感染疾病的外部环境。贫穷、饥饿、卫生条件差、长时间的劳作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考虑的问题。”白求恩提出了建立全面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建议，希望加拿大能够改革医疗制度。他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不仅是医学经济学的问题。医疗制度必须被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提供医疗保障最好的形式是改变经济体制，消除无知、贫穷和失业。”
白求恩是加拿大第一个提出建立公共医疗制度的人，但在当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白求恩尽自己所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出了努力。1936年，白求恩创立了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障组织，它由100名医生、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组成，为最需要医疗救助的人提供帮助。
“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怕什么危险”
1938年初，白求恩来到中国。他不仅带来了大批药品、显微镜、X光镜和一套手术器械，最可贵的是，他带来了高超的医疗技术、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对中国革命战争事业的无限的热忱。
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哪里有伤员就出现在哪里。在晋察冀的一次战斗中，他曾经连续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动手术。他的手术台，曾经安置在离前线五里地的村中小庙里，大炮和机关枪在平原上咆哮着，敌人的炮弹落在手术室后面，爆炸开来，震得小庙上的瓦片格格地响。白求恩大夫却在小庙里动着手术。战士让他转移到后方，他不肯转移，他说：“离火线远了，伤员到达的时间会延长，死亡率就会增高。战士在火线上都不怕危险，我怕什么危险？”两天两夜，他一直在手术台上工作着，直到战斗结束。
“外科医生也是木匠、缝纫匠、铁匠和理发匠”
白求恩大夫是一名技术精湛的战地外科医生。他除了做手术治疗之外，还亲自打字、画图、编写教材，给医务人员上课。他曾经在幽静的丛林中，给300多学生上大课。他的讲台上放一个扩音机，身后挂着三大幅人体解剖图。他一边讲，一边指着图表。学生们鸦雀无声，埋头做笔记，静静地听着。白求恩大夫曾制定“五星期计划”，建立模范医院，作为示范来推动整个根据地的医务工作。他说：“一个战地的外科医生，同时要是木匠、缝纫匠、铁匠和理发匠。”他自己用木匠工具几下子把木板锯断、刨平，做成靠背架，让手术后的伤员靠在上面使呼吸畅通。他一有空闲，就指挥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人木床，铁匠做妥马式夹板和洋铁桶盆，锡匠打探针、镊子、钳子，分配裁缝做床单、褥子、枕头。
组建第一个群众输血队
1938年6月，白求恩在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中国只有在大城市里的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说：“现在，我来操作，你们谁第一个献血？”“我来献。”32岁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挽起袖子。
验过血型，白求恩大夫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靠紧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联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青山，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大家热烈鼓掌，战地输血在我军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
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大夫还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他愉快地称自己是万能输血者，因为他是O型血。他还拿出自己带来的荷兰纯牛乳与丹麦咖啡，亲自到厨房煮牛奶，烤馒头片，端到重伤员面前。看着他们贪婪地吃下去，微笑浮在白求恩的脸上，而他自己则只吃点简单的点心。
消息传开，边区的农会、武委会、妇救会纷纷响应，上千人报名献血，很快组成了一支150人的献血预备队。白求恩高兴地称之为“群众血库”。
“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随后又接着给一个头部中弹后引起感染的伤员做手术。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戴橡皮手套。切开头颅后，白求恩大夫赤手伸进去，用原已发炎的左手指去摸碎骨，摸到一片，像是考古学家突然在什么地方发现了甲骨文似地，他立即取出放在盘里，随即又用手指伸进去摸。白求恩大夫的心全在伤员身上，被摸出一片片碎骨的喜悦情绪占满了。他得意地说：“又是一片！要是戴手套就摸不到了。碎骨铁片取不出来，伤员是很难好的啊！”但白求恩却不知，病员伤口里的细菌，也从他发炎手指的伤口处溜了进去，种下了导致他生命垂危的毒种。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当客人，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他便跟医疗队到了前线。后来，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