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电视剧《心术》的热播，让人们对医生护士这个群体再度关注起来。有人称赞故事明快写实，也有人批评剧情脱离实际。更多的观众，是不自觉地将自己和患者归为了弱势群体，在心里暗暗质疑：
医生护士有这么善良可爱吗？
现实中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师兄吗？
王主任那一番“先有仁心再谈仁术”的慷慨陈辞，听起来怎么有点矫情呢？
虚构的剧情确实不足为信，那么您不妨来看一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作为医生，他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他也一直以此为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
作为老师，他常常教育学生，“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医德必须高尚。”他的学生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学生的。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母亲不治离世 他立志从医
裘法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母亲、同济、祖国，这三个词，就像烙印一般，深深烙在裘法祖心里，影响一生。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从小聪明勤奋，18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德语。
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十几分钟的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从此，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解除千万个母亲的病痛。他学习功课更加勤奋刻苦了，课余时间全都在图书馆里度过，被同学们戏称为“图书馆长”。
“我是书呆子，很少玩的，但是我打排球、拉提琴、弹钢琴都搞过，一事无成……只有解剖，我学成了。”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裘法祖如此调侃自己。
到了医科前期结业考试，裘法祖成绩斐然。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裘法祖的老师是德国人，考试非常严格，但是对老师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最后，德国老师不得不赞叹地说，“你答得太好了，我只能给你一百分。”就这样，裘法祖的解剖学获得满分。
1936年，裘法祖被学校选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慕尼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8个月后，一个病人的意外死亡，对他触动极大，甚至影响了他日后的医风。
导师的一句话 他铭记一生
有人说：“裘法祖要划破两张纸，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
作为外科医生，裘法祖的刀法以精准见长，自成一派，闻名于外科界。手术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而且在选择器械时也尽量减少对病人的损伤。而这种严谨的医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留学德国所受到的训练。
1939年，博士毕业的裘法祖只能给导师打打下手，连正式助手都不是。但他的聪明和刻苦深深打动了导师，不久，他成为了导师的正式助手。8个月后，裘法祖做了第一个手术－－阑尾切除手术。
在做第三个同类手术时，一位中年妇女在术后第五天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的一句话却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他说：“裘，这是一位有4个小孩子的母亲。”
裘法祖在《旅德追忆》中写到，导师的这句话让他记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60年外科生涯的作风和态度。此后，裘法祖工作更加认真，使得他的导师布龙纳格外赏识。
二战爆发后，很多德国医生去了前线，裘法祖有了更多做各种大手术的机会，他的医术提高很快。在来到德国的第7年之后，他被提升为外科主任，而由中国人担任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史无前例。
1945年，就在二战停战前纳粹大势已去的时候，裘法祖还以这样的身份，机智地在纳粹的枪口下解救了几十位犹太人……
他是中国的“辛德勒”
1943年，裘法祖被调到德国南部的小城－－巴特特尔茨，在巴特特尔茨备用医院继续从事着救死扶伤的工作。
1945年4月的一天，裘法祖正要准备做手术，突然一名护士长跑进来，神色紧张地喊道：“地上躺着许多从集中营来的囚犯。”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
“我被那种场面惊呆了。他们当时简直都动弹不得。”60多年后回忆起来，裘法祖对当时的画面依然记忆清晰。
当时，大街的一侧蹲着大约40名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纳粹集中营囚犯。“他们都戴着镣铐，武装人员站在他们周围，强迫他们站起来。”裘法祖回忆道。
“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让我把他们带走吧。”裘法祖鼓足勇气，向党卫军军官大声说。那一刻，面对纳粹恐怖，他想到的只是自己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在他的坚持下，这40多个病弱交加的生命最终得以保全。
在参加这次救助行动的人中间，有一位叫做罗妮·科尼希的护士，她后来成为了裘法祖的妻子，中文名叫裘罗懿。他们风雨相伴60余年，成就了一段人间佳话。
异国之恋 他在德国收获了爱情
裘法祖与夫人裘罗懿邂逅于浪漫的慕尼黑大学校园，1945年两人结为夫妇。罗懿出生在德国伊莎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与裘法祖相识那年，她18岁。
裘法祖在自传中，这样总结自己和妻子的这段浪漫异国之恋：“我从认识我妻子到公开结婚的历程，也正值二战自开始到结束。可以这样说，是二战的特殊环境促成了我在外科的成长，也给予了我俩幸福的结合，这绝不是巧合而是缘分，正符合中国的一句民间语：有缘千里来相会。何等珍贵！何等美满！”
中国抗战胜利后， 罗懿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我的太太对我影响很大，她的思想非常好。她是我的政委。”裘法祖如是说。
数十年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罗懿都给予了丈夫最大的支持和安慰。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至1958年还同时担任上海和武汉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两地给学生上课。裘夫人在那段日子经常是一个人，她很少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在家照看3个小孩，可她无怨无悔，从未向丈夫表达过一句怨言。
1958年，经周恩来批准，罗懿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这一年，已是罗懿在中国生活的第13个年头。在这13年里，她不仅为裘法祖打理着一个幸福的家，同时还陪伴着丈夫走过事业的每一步……
敢为人先 走在世界医学前沿
1946年10月，在一艘德国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一位30多岁的中国医生在船上成功地为一名肝脏破裂、生命垂尾的病人实施了缝合手术，病人因此转危为安。
这在当时还只能做阑尾切除等小手术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船未抵岸，这件事已经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个中国医生，就是闻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而携妻儿回国的裘法祖。
在解放初期，我国的外科还处在只能做阑尾炎等的初级水平，能做高难手术的裘法祖很快名扬上海滩。
那时我国外科还没有分科，一个医生从头到脚都要看到，裘法祖又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奠定了今天医学里的专科概念；除了进行技术改革之外，他还非常关注最基础的操作，甚至包括怎样穿手术服、怎样使用手术器械、手术室怎样消毒。
从医60多年，裘法祖用手中的手术刀开创了我国外科手术领域非凡的历史：50年代在我国开展分流术和断流术，并创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60年代，在手术中确诊全世界第一例临床脑血吸虫病；80年代，在无数次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筹建起我国第一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并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病房。1988年他倡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接着又创建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直到现在，裘法祖主持的肝移植仍然保持着两项全国纪录：例数最多，存活时间最长。
医术可分高低 医德必须高尚
在武汉，如果你打车去同济医院，很有可能就会有司机师傅好心地推荐：“同济医院？看病啊？有个叫裘法祖的，这个医生极好的。”
裘法祖曾说：“一个医生不是登广告出来的，一个医生，一个病人好了，这个病人告诉那个病人好，是一个病人（告诉）一个病人出来的。”
尽管裘法祖各项工作异常繁忙，但他没有架子，一直把做一名好医生视为头等大事：凡预约的病人，他提前到诊室去等待；病人的来信，他每封必回。
病人，就是他的亲人。他说：“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
他还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裘法祖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他培养出了三代学术带头人。中科院院士、肝外科专家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的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陈实、同济医院著名外科专家吴在德等都是他的学生。
裘法祖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曾见过这样一幕：他的老师，77岁高龄的裘法祖趴在病床边，通过观察病人的小便流量，来诊断病情。
从医近70年，裘法祖施行手术无数，未错一刀。每次手术前后，他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手术器械、每一块纱布，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手术台。
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在武汉逝世。
就在他辞世的18天之前，5月27日，这位94的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举着X光片为在四川地震中受伤的来武汉接收救治的伤患诊断病情的画面，成了所有人心中最感人的镜头。（中国青年网记者 朱琪红编写）
编后语：
谈起“医生”这个词，很多人在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更多的词汇来对自己的认知加以丰富和补充，比如：白大褂、听诊器、冷漠、严肃……
如果让我来补充，我会加上“白发苍苍、老爷爷、老奶奶、微笑、和蔼”这几个词。
诚然，大千世界，各人的际遇不同，碰到的医护人员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不乏冷漠严肃的医生，但医德高尚的大夫也大有人在。
高超的医术能治愈人身体的疾病，高尚的医德却能抚慰人心灵的恐惧和创伤，裘法祖就是这么一个“德技双馨”的医生。
相信每一个得到过裘法祖诊治的病患或者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安心、温暖”。
再见，裘法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