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的最后几天，我国相继失去了两位科学巨匠，一位是“航天之父”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贝时璋。
贝时璋，190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这位107岁高龄离世的科学家，是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召集了六位研究人员，一起探讨科研领域的前沿话题，而他对学生们和助手的殷殷叮嘱——“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也成为了留给中国科学界最后的遗言。
李白的诗句开启童年的幻想
在贝时璋并不多的影像资料里，曾经有这样一段采访：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生命本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李白讲的一句话是很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
回味着这几句话，鲐背之年的贝时璋语音沉缓，而他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80多年前在私塾第一次跟着老师诵读时的情形。
那一年，贝时璋8岁。私塾先生每天都带着孩子们背诵着四书五经，贝时璋对文字里的那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而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让小小的贝时璋第一次对天地万物生出了许多憧憬和幻想。
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正一步步走向终结。尽管时局混乱、生活艰难，收入微薄的父亲和不识字的母亲仍然坚持把8岁的贝时璋送进了私塾。之后，他又跟随父亲去往汉口，在一所德国人开办的中学读书。
懂事的贝时璋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用功，不断地从书本中汲取营养。一天，15岁的贝时璋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德文原版书，E·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起来虽然一知半解，但就是这本通俗浅显的、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令他对生命的奥秘充满了无限好奇。
留学德国 七年完成“三级跳”
1921年，19岁的贝时璋已经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毕业，并踏上了从中国上海开往德国弗莱堡的一艘游轮。住在三等舱里的他，怀揣着父母变卖家产，再加上借贷才凑齐的800银元，向着他生物学梦想扬帆起航。
贝时璋先后在德国弗莱堡、慕尼黑和图宾根三个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系。他不但学习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多门课程，又自学了数学。
1928年3月， 贝时璋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戴上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
那时候，显微镜还没有照相功能，更谈不上摄像功能了，毕业论文中的80幅精美的插图都是贝时璋手绘完成，而这篇论文也让德国生物学界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国学生身上。1929年，和很多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怀着科学救国的信念，贝时璋回到了祖国。
创办生物系 浙大工作20年
“贝老师上课从来没有讲稿的，就拿两支粉笔。一支红的，一支蓝的。一边讲课，一边就在黑板上画着图，这个图画出来特别漂亮。比如循环系统，红的血管就是动脉，静脉就是蓝的。他都画得很清楚，最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记得成千上百条神经的名称，他会一个不落地都给你写出来标出来。”贝时璋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竺英仍清晰地记得当时老师给他们授课的情形，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1930年8月，刚刚回国不到一年的贝时璋被正式聘任为浙江大学副教授。当时在浙大理学院里面已经有了物理系、数学系等，唯一没有生物系。对于27岁的贝时璋来说，筹建生物系将是一切从零开始。虽然师资短缺，条件艰苦，生物系还是开设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科目，贝时璋并亲自执教多门课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华北沦陷，大批高校内迁。为了保护学校，竺可桢校长决定带领浙大全体师生撤离杭州，他希望贝时璋能够共同前往，贝时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几经周折，行程将近2700多公里，1940年1月浙大终于在贵州暂时安定了下来，但生活随着战事的蔓延变得越来越艰难。
西迁的日子，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生活都过得十分艰苦。老师们在授课工作之余，纷纷当了菜农和羊倌，自己种菜、自己放羊，却依然食不果腹。
纵然如此，贝时璋也没有中断科研。1942年西迁途中，他发表了一篇关于细胞重建理论的重要论文，这一理论也成为贝时璋在细胞学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关于细胞学说，人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名词便是“细胞分裂”了，这条细胞学领域的“金科玉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间，生物学界就一直认为，细胞是以分裂方式繁殖增生的，而且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而贝时璋的“细胞重建”学说，无疑向传统的“细胞分裂”观念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推进中国整体生物科学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的生物学人才，贝时璋忍痛将自己念念不忘的细胞重建学说研究暂时搁浅。在浙江大学的20年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出江希明、姚鑫、陈士怡等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
60年披荆斩棘 50年义无反顾
1949年，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就在一年前，包括哲学家冯友兰、建筑学家梁思成、数学家陈省身等48位在中国近代科技和学术领域都举足轻重的人物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贝时璋也在其中。
那年，贝时璋46岁。
1948年底，蒋介石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贝时璋选择留在大陆。没有优渥的科研条件，没有丰富的科研经验，贝时璋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的怀抱，继续着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跋涉，这一干就是60年。
1958年，贝时璋提出要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而这个建议很快就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生物和物理完全是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
面对置疑，贝时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将前沿的学术思想，贯穿于研究所的组成与研究当中，邀请了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各学科专家，加入生物物理学研究行列。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
“从1949年6月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并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起，我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走过了60的年风雨历程。1958年组织安排我负责筹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那时起，我们义无反顾地坚持学科交叉、坚持服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针，换来了生物物理研究所今日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增砖添瓦。”在2009年中科院成立60周年之际，贝时璋如此讲到。
“60年披荆斩棘，50年义无反顾。”这是贝时璋对自己后半生工作生活经历精妙的总结，道路之艰难、心志之坚定也可见一斑！
几十年间，贝时璋开拓了我国放射生物学和宇宙生物学的研究，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1970年，他还重拾细胞重建学说的研究工作，使其取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图宾根大学的五张博士证书
1978年，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3月18日，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就在这次大会上，贝时璋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也是在这一年，贝时璋的母校德国图宾根大学并没有忘记这位5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鉴于贝时璋在博士生毕业50年后还在进行学术工作，并且取得卓著成绩，图宾根大学授予他自然科学金博士学位。7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获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张博士证书。10年后，在1988年3月，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2003年，贝时璋100岁。在他的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当德国大使馆公使代表图宾根大学，再次授予贝时璋先生博士学位之时，会场顿时一片欢腾。因为与会者知道这已经是图宾根大学，第四次授予贝时璋先生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第四次正值他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75周年，授予他的是“钻石博士”学位。
不过，最令他高兴的是，他收到了一份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一本《贝时璋论文集》，多年的努力和心血终于得以圆满。
五年后，贝时璋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图宾根大学授予了他第五张荣誉博士证书，他也成为了该校唯一获得如此殊荣的学者。
生命尾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贝时璋的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和人交流主要是通过文字，但他科学研究的热忱丝毫没有减退。
直到去世前，每周三和周日的下午他都会在家里等待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谷岩的到来，和他聊聊研究所的情况，探讨一些科学问题。每到这两天，贝时璋都会比以往更高兴。
2009年10月28日，如往常一样，贝时璋期待的周三终于来了，他又可以跟学生们一起探讨研究工作上的事了。为了这次讨论，前两天他就开始吩咐保姆帮忙准备，翻阅了不少书籍和资料。精神劲儿十足的他，谈到高兴处还激动地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应该继续做下去，用半年做出很好的结果，不是为个人，我们要为国家争口气！”
谁都不曾想到，这句话竟成为了他对中国科学界最后的话。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走完了他107岁的世纪人生。
100年的光阴，100年的巨变，贝时璋的百年人生见证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而他留下的科学成果和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后辈，并被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网记者 朱琪红编写)
编后语：“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每一位“为中华之崛起”而求学海外的先辈们一种共有的情结。
贝时璋也不例外。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乡恋、乡愁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源自灵魂深处的牵引。
贝时璋亦是如此。
据了解，贝时璋百岁高龄时，很少再接受记者的采访，即使央视记者也曾被他婉言谢绝。但一听到是家乡来的记者，他欣然接受。他甚至仍清楚地记得家乡各县市区的名称，并一个不漏的写出来。
如今，斯人已逝，而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宿舍楼仍然静静地掩映在白杨林中，仿佛诉说着这位新中国科学事业奠基人的辉煌历程。或许风中还会送来贝老的殷殷叮嘱，“不要说得太多，那是我们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