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月18日，罗亦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渐渐长大的他讨厌被封建礼教束缚思想和自由，希望得到真理，于是他走向反封建的革命之路。
罗氏豪绅出逆子
罗亦农的父亲罗子厚是管辖罗家几所公堂的地方团总，在易俗河街上与人合股开店，又独家开了个“石昌发”碓坊，做米生意，是个闻名遐迩的富绅。
为荣宗耀祖，光大家业，罗子厚为大儿子取名为懋斋，次子取名为慎斋。罗亦农为次子，他到上海时，曾取名为觉。留学归国后，改名为亦农，为的是不忘记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
小时候的罗亦农在乡间私塾念书。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颇有“孔乙己”遗风，念起掌故来，拖着长音，摇头晃脑，罗亦农一听就烦。一个炎炎夏日，罗亦农趁先生闭目吟诗之机，溜了出去，冷水澡，掏鸟窝，玩了个痛快才进课堂。老先生一见，气得八字胡须往上翘，眼睛像铜铃般地鼓起来，手执戒尺，罚罗亦农背书。谁知亦农早有准备，背起书来，流畅如水，一字不差。老先生也无可奈何。
罗亦农从小就向往一种自由生活，对于生活困难的农民更是充满同情。生活于富绅之家的罗亦农，为什么会成为封建的叛逆，帮穷人说话呢？
“这与他从小受的教育有关。”龙正才说。
“罗亦农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是他的母亲。他一直与母亲住在乡下。他的母亲郭氏出身贫寒，勤劳、纯朴、善良，有无私、怜悯之心，待人慷慨，乐于助人，常将一些米粮周济贫苦农民。母亲良好的品德对少年罗亦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小时候就讨厌人家喊他“少爷”，在他看来少爷就是好吃懒做的人，他说‘少爷就是猪’。”
有一年，湘潭一带久旱无雨，罗亦农路过易俗河五房湾大垅，看到大泉井边一群农民顶着烈日，一身泥水一身汗地掏井救禾。他上前打听，问一整天掏井，能挣多少钱？农民们说，他们都是租了佃户的田，天旱无水，掏井救禾，哪个还有钱出？罗亦农说，你佃的是东家的田，救的是东家的禾，就该东家出钱。就算东家不出钱，也得从租谷中扣除，不然，你们不是为东家白出力呀！农民一听，觉得有道理，纷纷找东家理论去了。
那个东家向罗子厚告状，罗子厚指着罗亦农的鼻子大骂一通。
在父亲罗子厚眼里，小亦农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最令罗子厚恼火的还是邻居谢家借钱一事。
当初一元纸币值1块银圆时，谢家向罗子厚借了200元纸币。后来，纸币贬值，两元纸币才值 1块银圆。罗子厚非叫谢家还200块银圆不可，两家争执不下。罗亦农当场为谢家说话，指责父亲贪财，罗子厚恼羞成怒，父子俩差点翻脸。事后，罗亦农在家门口贴了一副自写的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规劝父亲善良处世，安分持家。罗子厚常对人说，罗家出了个逆子。
罗亦农11岁时，到湘潭下摄司向家塘郭月钦先生办的学馆读书。郭月钦知识渊博，思想开明，有正义感，在湘潭一带很有名望。他主张社会改革，主张学生读书救国。他不仅讲掌故，还讲解《西学通考》，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大讲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及中国社会时弊。先生的博学多才及胆识磁铁般地吸住了罗亦农的心。在郭先生的谆谆教导下，罗亦农幼小的心中激荡起爱国之情，并立志为振兴中华、拯救民族而奋斗。
“当时湘潭的社会状况也对罗亦农有着一定的影响。外国人在湘潭设了许多教堂，办了教会学校。”龙正才说。
1916年，14岁的罗亦农被送进美国长老会办的益智学校读书。“这时的他，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危机和人世间的不平，萌发了想大事、为国家读书治国的强烈爱国思想。学校禁止学生参加爱国游行、示威活动，罗亦农对教会学校很不满意，不愿听那些神学课，也不愿做‘礼拜’，厌恶教会对学生活动的限制。在教会学校读了两年后，他愤然退学。”
由于军阀混战，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不准招收学生，罗亦农在湖南多次求学无门，决心走出湖南，到外地闯荡。父亲见儿子求学心切，规劝、打骂均无济于事。为了拴住罗亦农的心，1919年，父亲强迫罗亦农与一个姑娘成了亲。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结婚不到4个月的罗亦农在一个黎明前的黑夜里，拿着雨伞，悄悄地离开封建家庭，告别了生他育他的故土，奔向心中的自由之地。
为真理背井离乡，远赴莫斯科
在武汉武昌，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展出了一根用普通茶树枝制成的拐杖，长度为110厘米，这根能透出历史沧桑的茶树枝，承载着罗亦农对母亲太多的爱和牵挂。
离家出走的罗亦农到了上海。他先在一所中学读书。后来由于父亲不肯寄钱接济，他被迫停学自寻生路。1920年春，经陈独秀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在那里，他阅读了《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在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引下，他懂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青年去苏联学习，他和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等人一同成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
自己赴苏的梦想即将成真，罗亦农又惊又喜，然而又要远离母亲，他感到深深的不舍。临出国前，罗亦农回到家乡看望母亲。他默默走到家乡的后山，在林间精挑细选，砍下了一根结实的茶树枝，仔细修理成拐杖，恭恭敬敬地递到母亲的手上。母亲一愣，立刻明白儿子又要远行。罗亦农默默在心里对母亲说：“儿子很快会回来。儿子这是去追寻真理，这真理将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罗亦农的母亲去世前还一直紧紧攥着这根拐杖。
他还要求妻子谢冬改名为谢觉强，意思是觉悟、坚强。临别时，他还送给妻弟谢魁一张照片和一本商务印书馆新出的魏帖，亲笔在上面题写：“铲除恶势力。罗觉”。
当罗亦农要到苏俄留学的消息在亲友中悄悄传开时，有人摇头，也有人表示赞许。罗氏宗祠的族长召集了几个头面人物商量，决定对罗亦农出国事不给分文赞助。这个结果对当时只有19岁的罗亦农来说是冷酷的，但这动摇不了他到外面寻找出路的坚定信念。他认为，个人的出路和社会的出路是紧紧相连的，社会无出路，个人出路就无从谈起。正当罗亦农为筹集资金犯愁时，一位当了一辈子长工的远房叔叔罗海凡却给予了罗亦农亲人般的帮助。他把自己做长工积蓄下来的四担谷子折成钱，硬要送给亦农。罗海凡看着一脸稚气未脱的青年人说：“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不晓得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看一看你说的那个穷人当家的世界，这点钱作为我的一点心意吧！”
就这样，罗亦农带着寻求真理的一腔热血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20多人一起，踏上了赴苏联学习的征程。
勇士，倒在了为之奋斗的征程上
这一走，罗亦农再也没能回家！
置身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要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五卅运动、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虽然回国后他也曾离家很近，工作地点与家乡仅一江之隔，但他总是安慰自己：下次吧，等下次……然而，投身于革命斗争中的罗亦农没有等到下次机会。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罗亦农于1921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3月，在莫斯科学习四年的罗亦农按党组织要求回国，任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成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调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12月起调任中共上海区(即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后兼任上海区执委会军事特别委员会书记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至1927年，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虽未成功，但他们没有气馁。当记者问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举步维艰，罗亦农为何还能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时，龙正才说：“这与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关。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他能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
罗亦农从不消沉的意志一直鼓舞着他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等一道，成功指挥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按照预定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工人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占领警察局和兵营。法商电车公司的5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只有5支手枪和40把斧头，他们攻下南市第二警察署并打开南市衙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许多政治犯来不及砸断脚镣和手铐，立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去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得到武器的起义工人，又冲击敌人的堡垒。在战斗中，市民奋勇助战，为起义工人修筑工事；大小饭店的店员赶制食品，供应前线；在工人武装的强大攻势下，敌人挂起白旗缴械投降。
武装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反动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此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样密集的血腥屠杀面前，罗亦农在泥城桥旅馆召集八十多人的大会，他说‘你们看，国民党那么狠，但他们没有把我们杀光嘛。他杀得光我们吗？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他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他从不灰心，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到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5月至9月，他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和大多数同志一起，坚决反对党内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右倾错误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武装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等职，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与党的工作，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罗亦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冒着极大危险，到湖南、湖北等地了解情况，在上海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党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作准备。他还与瞿秋白一起拟写提交六大的《党纲草案》。正当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之际，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刚刚约见完邓小平的罗亦农，在上海英租界被捕。
由于罗亦农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命令陈立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
面对敌人的审讯，罗亦农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一句话也未多讲。气得陈立夫破口大骂：“这就是共匪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就在周恩来、陈赓和顾顺章等中央特科的同志积极准备营救时，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给陈立夫“就地枪决！”的指示。
罗亦农在狱中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绝命诗，于4月21日，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6岁。
闻此噩耗，周恩来悲痛不已。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他把脸浸入有水的脸盆里，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8年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中共中央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专文，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盈盈)
记者手记：
湘潭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龙正才告诉记者：“2012年5月18日，罗亦农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举行了‘纪念罗亦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大家深切缅怀罗亦农的丰功伟绩与革命精神。80多岁的老同志、湖南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感慨地说：‘罗亦农同志只活了26年，可我们80多年也没有做他那么多事，没有作过那么大的贡献。他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谨以一名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向他表示永久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他的确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要像他一样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高尚的目标，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有了高尚的、进步的价值追求，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