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万水我何曾，
解放追随愧此身。
双鬓斑斑知未晚，
大群改造作新人。
这是一位八旬老者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这位老人的一生，经历了腐败透顶的清王朝、军阀割据的民国、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直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他是教育家，又是实业家们的组织者，还是同共产党合作进行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近这位杰出的爱国者，走近黄炎培。
探求新学的热血青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有列强欺侮压榨，内有清庭衰微败落，正是民族苦难日深之时。大批的青年学子不甘忍辱偷生，奋起求新，盼望求得改变中国命运之法，黄炎培正是其中之一。
一直接受传统教育的黄炎培21岁时已考取秀才，可自幼生长在人文荟萃、信息灵捷的上海，也让他不同于一般秀才而多了一分圆融与开阔。眼见山河破碎，黄炎培早已对科举取士、读书做官不感兴趣，他向往新学，渴望求知强国。
1901年，怀揣着“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的理想，黄炎培考入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师从教育家蔡元培。
南洋公学是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大学。黄炎培考上的是公学新设的特班。该班由晚清翰林张元济倡议筹办，考试非常严格。后来，从这个班走出的大师级人物还有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胡仁源等。
对于青年黄炎培来说，入读南洋公学并且遇见了蔡元培，是他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黄炎培对这位“衣冠朴素、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的老师十分崇敬，从建立师生关系之日起，无论在思想上、事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亦步亦趋。在蔡元培的引导下，他也尤其重视学习演说，以图“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而蔡元培炽热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黄炎培，使他接受了“教育救国”的观点，并在日后倾力践行。
1902年，南洋公学爆发了中国学运史上的“一声霹雷” －－“墨水瓶事件”。当时，学生们日益推崇民主自由思想，而个别教师仍习惯用专制、苛刻的礼教来束缚学生，对学生中萌发的新思想也不理解，双方的冲突最终导致公学200余名学生（除了几个老师外）全体退出学校，尽室皆空。
这次学潮也在黄炎培的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身为亲历者，在那个人人做惯了奴隶、且唯恐做奴隶而不可得的社会里，黄炎培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而把握了命运，表现出了正义和勇敢。不仅如此，他也从此不再停留于“国家前途究竟将变到什么样”之类的文人兴叹，而决意投身于救国实践。因为，他感到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职责。
献身职业教育 造福社会
离开南洋公学的黄炎培谨遵蔡师教导，立志回乡办学。他和同乡张志鹤将旧式观澜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和堂兄黄洪培开办开群女学。他还动员当时的建筑业巨子杨斯盛捐银十余万两，创办了浦东中学。黄炎培就这样开始了他终生不渝的教育事业。
1907年，黄炎培在家乡川沙参与创办浦东中学并任校董，这所学校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并以能够聘得名师而著称。当时国内评价中学质量时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称。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曾担任江苏省署教育司长三年。任期内，他兴办的教育事业，成果为全国各省之冠。
然而黄炎培的教育改革之路并不平坦。袁世凯复辟帝制令向往民主进步的他大失所望。1914年2月，他愤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开始思考“教育救国”究竟从何下手。一时间，他想到了要去各地看看。
黄炎培以《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开始考察各地教育、思考教育改革的漫长历程。他先后走访了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和河北五省，全面了解当地情况，深入城乡中小学实地考察，并一路发表演讲，宣扬他的教育思想。
1915年4月，黄炎培又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教育，遍历美国25个大城市，参观了各类学校52所。当时美国学校盛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大力主张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个性、生活能力和创造能力，必须与现实相适应，直接从经验中学，从做中学，掌握各种技能技巧。而其核心正是“生活化”和“平民化”，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黄炎培对此深为感慨。而这段时间的考察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打下了基础。 此行过后，黄炎培深感中国传统教育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导致所学的东西与经济和生产实际相脱离。他比较中外教育得出结论：中国人读书，皆近于虚无宽泛，不切实用；而外国人所读，皆切于日常生活。
回国后，黄炎培到处宣讲美国教育的先进经验，主张职业教育以经济为中心，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对学生施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使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得到沟通。
1918年，黄炎培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提出“劳工神圣”和“敬业乐群”的口号，以“双手万能”为校徽，倡导手脑并用的精神，培养的人才深受实业界欢迎。当时，职业教育成为社会新风尚，黄炎培也在全国教育界声名鹊起。
为和平民主呐喊
随着近代中国蹒跚迈出一个个脚印，华夏大地也由大清帝国、军阀割据、中华民国走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懈追寻解放与光明的中华儿女也因循各自的政治主张划下了不同的救国路线。这纷繁的选择中，有一面中间派的旗帜始终飘扬，旗帜下云集着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黄炎培便属其列。
从日本入侵中国开始，黄炎培就曾团结多方，共同站到抗日救亡战线中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并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代表。而随着政治活动的不断深入，黄炎培也亲身体会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开始，他曾努力调解国共两党间的矛盾，避免抗日阵线的破裂，但1941年3月的皖南事变使他开始警觉：国民党顽固的独裁专政政策如不团结更多的人施加压力是无法使之改变的，要民主就必须斗争不息。于是，黄炎培产生了建立第三方面组织的思想萌芽。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包括三党三派（民社党、青年党、农工民主党，职教派、救国会、乡治派），这是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民盟主张民主、进步、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黄炎培出任民盟第一任主席。
然而，此时的黄炎培对共产党并不很了解。直到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其他5人以参政员身份从重庆飞到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行程结束，黄炎培立即写了一本书－－《延安归来》。其中谈到他和毛泽东有关“闪衰周期率”的对话，呈现出了两人的第一次思想交锋，也反映出毛泽东对民主以及民主监督作用的看法，至今仍脍炙人口。此外，这次行程也大大加深了黄炎培对中共的认识，进一步改变了他对中共的态度。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前途在延安一边，甚至已经开始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1945年8月，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在喜庆之余，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然而现实的矛盾却层出不穷。抗战时民族工业家为支援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可眼见日本已投降，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当局的种种限制。于是，广大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要求国民党放弃独裁，改变对工商业的政策。因为他们深深感到，没有民主开明的政治，就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于是，从1945年8月21日开始，4个月内经过大小24次之多的筹备会议后，一项决议终于诞生－－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黄炎培任民建第一任主委。
在成立会上，黄炎培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自经过极艰苦的对日八年抗战，人人不约而同地发生一种新的觉悟，认为各自守住岗位，任何努力，为公为私，总觉不够，每一个人，都须关怀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这段颇能代表战后知识界、工商界相当一部分人士心声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政治基调。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炎培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他仍以旺盛的生命力与勃发的政治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他晚年常说：“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在追随孙中山反清、倒袁，搞教育救国和探索“中间道路”的过程中，一次次挫折没有泯灭他追求真理的意志，一次次教训让他擦亮了眼睛，最终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黄炎培的一生，代表着近代以来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为民族振兴而不懈求索的曲折历程，也真正实践了他所信奉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中国青年网记者 吕夏池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