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就谱自于这位天才音乐家之手。郭沫若曾赞誉他是“中国革命之号角”。聂耳23岁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乐章，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音乐与革命的启蒙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他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1918年，聂耳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他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
聂耳上中学时，正值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共云南地下党在学校开展工作，传播革命思想。聂耳从15岁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论著，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昆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3月28日，聂耳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员赵琼仙老师英勇就义的情景。同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省委负责人李国柱的领导下，参加了印刷散发传单、上街游行示威、到监狱里探望革命志士等活动，这使得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成长。
聂耳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毕业后，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
为改造社会而生
1930年7月，他只身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具体工作是采办、包装和寄发纸烟，由店里供给食宿，起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工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但聂耳仍然坚持抽空学习英语和革命文艺理论。
到上海两个多月后，经玉溪老乡郑易里等人介绍，聂耳加入了党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列中。后来有了一点工资，他就买了《音乐入门》和《口琴吹奏法》等书进行自学。
1931年3月，聂耳报考了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并成为乐队练习生。在歌舞班里，聂耳除了担任乐队伴奏外，还经常在节目中扮演各种角色。聂耳曾连续4天每天演出3场，全身大汗淋漓，但总共才得到6元钱的报酬。他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大汗淋漓地在那高温下机械地苦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罪行。他曾经跑到战火弥漫的闸北一带拍摄照片，结果被没收了胶卷，还差一点被日军抓走。后来，他又领着歌舞剧社中的一些人，到前线去慰问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
同年4月，聂耳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下决心用音乐这把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段时间，聂耳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在报刊上写了一些关于电影和音乐的评论文章。7月22日，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文章指名批评了中国歌舞的鼻祖黎锦辉所宣扬的“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抨击了他为追求票房价值迎合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演出麻醉青少年的香艳肉感的歌舞。文章刊出后，马上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8月5日，社里召开全体大会，不许聂耳参加。有人还大骂他“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当时，聂耳在日记中写道：“我着实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从此，他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另谋出路。
1932年，20岁的聂耳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时很明确地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茁壮成长的革命者
1932年9月14日，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又去向外籍教师托诺夫学拉小提琴。9月中旬，上海左翼剧联的负责人赵铭奕写信将聂耳介绍给北平剧联。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去云南会馆找到聂耳，让他为剧联办的《戏剧新闻》撰稿，并约他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之后，聂耳接连参加演出了《夜店》、《起来》和《血衣》等剧目。
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特邀剧联的“芭莉芭剧社”(俄语“斗争”的音译)到清华大学演出。当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时，台下有一部分右派学生起哄捣乱，还往台上丢石子，把担任钢琴伴奏的人都吓跑了。聂耳却鼓足勇气，在多数观众的鼓励和保护下，一直坚持把这首歌拉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聂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党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期间他郑重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北平剧联党组织专门写了一份聂耳在北平的表现情况，带给上海剧联，希望左翼剧联尽快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中。他先来到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奕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最险恶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吹响“中国革命之号角”
1933年夏天，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歌曲。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这段时间，聂耳还先后在《城市之夜》、《小玩意》、《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角色。11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蓝衣社”的匪徒用法西斯的手段砸毁了摄制进步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聂耳由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又率领公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公司借口他需要“休养身体”，将其解雇。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间，他组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灌制了他创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7首民族器乐合奏曲。在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1934年的6月，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上演。聂耳兼任导演和主演，他在剧中扮演打砖工人老王。他高超的表演艺术，获得了当时报刊舆论的一致好评。聂耳为这部歌剧创作的歌曲《码头工人歌》、《打砖歌》、《苦力歌》(后改为《前进歌》)，也开始在群众中传唱。同年，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聂耳为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作了著名的主题歌《毕业歌》。后来，他又为电影《大路》创作了《大路歌》和《开路先锋》等歌曲。1935年初，聂耳进入联华二厂担任音乐部主任，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组歌。田汉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在上海公演时，聂耳又为这个话剧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等4首插曲。同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拍摄影片《风云儿女》，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他便主动去找编剧夏衍同志。看完歌词后，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响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耳闻目睹了无数革命者和战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勇献身的事迹，那一幕幕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满腔的激情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他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 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都全部凝聚在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当中。就是这首歌，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了全国，给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永远的精神丰碑
1935年4月，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批准他出国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聂耳在日本的三个月，从来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总是不知疲倦、满腔热情地学习、工作。他就像一个火种，不断地播撒着革命文艺的种子。在这段时间里，他观摩过很多音乐、戏剧、舞蹈、电影作品，还应邀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为中国留日学生作过报告。回到住处，他还要连夜记日记、写评论。同时聂耳先后从东京寄回《日本影坛一角》、《法国影坛》、《苏联影坛》等多篇评论文章，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
7月17日下午，聂耳去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23岁。一代音乐天才就此陨落，但是他留给世人的却是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剧作家郭沫若曾给予聂耳高度的评价，他说，聂耳是“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其所著《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今天，当雄壮的国歌响起时，人们依然记得它的作者聂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做的巨大贡献。聂耳和他的精神将永远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身上传承、绵延。（文字整理：张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