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一句十分简短但却广受认同的谚语－－“我是一个密苏里人”。什么意思呢？套句中国话，“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许这会被认为是“较真”，不过暗藏的意思正是，想要密苏里人相信一件事，如果没有“拿出证据”，让他们“眼见为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一个密苏里人”，那就等于在说，不把真相挖出来，他是不会罢休的。这种性格就像基因一样，融入了密苏里人的生活，也遗传到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身上……
一次冒险，唤起了一个飞扬的梦想
1905年7月1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一个男孩降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埃德加·斯诺。
小男孩长得很快，一晃就到了懂事的年龄，可他也很快发现自己总被一种矛盾纠缠不清－－爸爸和妈妈经常对他说着两个世界的事情。爸爸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也总拿一些无神论的书给他读，而妈妈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都会带他去做礼拜。这种矛盾让年幼的埃德加怎么也捉摸不透。不过很快，聪明的他就为自己找到了一把解惑的钥匙－－有一回，他看到象征耶稣肉体的圣饼也是从教堂普通的烤炉里烤出来的，从此就再也不信上帝了。
小小的年纪，斯诺就尝试着找寻身边事物的关联，而在认定了不存在鬼神之后，他还是出于对母亲的爱，坚持每周去教堂。与此同时，小斯诺也喜欢上了马克·吐温的名作《汤姆·索亚历险记》。看着书中的汤姆四处冒险，智斗歹徒，少年斯诺也在想象着自己的冒险故事。14岁那年，斯诺和他的两个小伙伴用两周的时间开车驶向了美国西海岸。后来，斯诺在自传里谈到这次冒险时说：“如果不是那个夏天见到了浩瀚的太平洋，我就不会立下将来漂洋过海去看世界的决心；如果不是回程时在火车上看到了壮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我就不会意识到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千差万别。”
时光飞逝，当斯诺转眼之间长大成人，他心里那个漂洋过海、游历世界的梦想已经越来越炽热。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仅仅学习了一年，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纽约淘金，而赚够了“省吃俭用足够一年旅行”的费用，斯诺便立刻踏上了驶往东方的轮船。后来有人发现，他在启程时写给父母的信中曾写到“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我渴望冒险，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状态。”
一段旅程，刺痛了一颗正义的心灵
1928年，刚刚23岁的斯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首先落脚在“东方巴黎”上海。当时，他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的推荐信，打算谋个差事，在中国呆上6个星期就走。不过鲍威尔的热情和学识却吸引了他，让他想尝试多留一阵子，从鲍威尔那里学到点东西。当然，这时的他根本想不到这一留就是13年。
斯诺留下来时，应当时交通部长孙科的建议写了一系列宣传中国铁路沿线城镇名胜的文章。这期间，斯诺说自己：“凡是那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可到之处都到了，享受着当时最为舒适的条件。我的足迹遍及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领略了各地的风貌。”然而随着行程的深入，“令人大开眼界和心旷神怡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接着我来到了北京以西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地带。”
前往西北的路上，斯诺就见到了两节货运车厢，都是即将被贩卖的妇女和儿童，而当到达了萨拉齐（今内蒙古境内）－－当时铁路线的终点，景象就更为恐怖了。在距萨拉齐几百英里之远的几个小镇上，斯诺看到“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是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一样。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正在枯萎下去……一个光着身子、骨瘦如柴的小孩，由于吃树叶和锯末充饥的缘故，肚子涨得像只气球。他使劲摇着他父亲的尸体，想要唤醒他。父亲光着膀子刚刚死在路上。”饿殍遍野，活着的人连为死者挖坟的力气都没有－－看到这些，斯诺受到的震撼已经无以言表。许多年后，他写道：“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它是我经历过的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初到上海时，斯诺对中国的印象是“臃肿而腐败”，“钱就是一切”，而亲眼见到几百万人受灾，成批成批地死去，他心中对中国的疑问也日复一日地加深：在那样的腐败、残忍、狂暴的压力下，中国人为什么不造反？难道中国人已被折磨得彻底失去了自信？
一位姑娘，为一部巨著诞生埋下伏笔
此后的斯诺，不仅强烈地想知道中国人里是否存在什么力量能颠覆这个“吃人的社会”，让中国重生；同时，他也以一个职业新闻记者的视角报道着西北的灾荒、张学良的政见以及其他亚洲时事。然而，一路下来，他收获的更多是沮丧。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说，斯诺看不惯西方人在上海横行，写文章谴责租界生活是“最丑陋不堪的”，招致上海的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群起而攻之，这让他备感孤立；而后他去印度采访，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中国更糟，整个亚洲似乎都没希望了；接着，回程路上他又被一匹骡子踢伤了腿；而刚到上海，家里就传来电报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斯诺的情绪跌到了谷底，他决定马上就走，不再逗留东方。这一刻，时光已经移至1931年。
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一艘名叫“林肯总统”号的美国客轮驶抵了上海外滩，船上走下来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名叫海伦·福斯特。她是新到任的美国领事馆秘书，和斯诺踏上中国大地时的年龄一样，刚刚23岁。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海伦什么都没干，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埃德加·斯诺。
与海伦后来成为忘年交的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说：“两个人当时约在一间咖啡馆见面，斯诺比海伦晚到了一会儿，而刚一见到海伦他就被这个美丽的姑娘触动了某根心弦，甚至一个没注意，还被地毯绊了一下。就在斯诺惊讶于海伦的美丽时，海伦拿出一大本剪报，里面全部是斯诺到中国以后发表的报道。”海伦坦率地说：“咱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两年前就认识你了；我对中国很感兴趣，你写的东西我都很爱读，我也希望能够做你这样的工作。”斯诺当时十分感动，说：“如果我有一张一位年轻姑娘在灯下做简报的照片，我也许会把这些文章写得更好一些。”
到了1932年的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的恋情收获了果实。他们在日本东京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了婚礼。后来海伦曾在自传中说：“在上海这个孤岛，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太弱小了。我非常佩服斯诺特立独行而无所畏惧的人格力量，所以我愿意和他走在一起来实现我的理想。”
两人度过蜜月之后决定从上海迁居古老的北平，更加接近了中日交锋的一线。紧接着，通过他们共同的工作，斯诺多次会面鲁迅，并往来于中国的上海、东北和日本进行采访报道。同时斯诺也受聘到燕京大学担任了新闻系讲师。
然而，1935年的中国早已飘零破败不堪，前有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后有国民党政府依旧坚持不抵抗，北平的学生痛切感到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8日，北平学联拟写了宣言，交给斯诺夫妇，他俩连夜译成英文，以备向国外发送。继而他们又将学生送达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交由合众社向国际报道。12月9日，北平学生3000余人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遭到反动军警镇压，斯诺拍摄下了这一历史性场面，并于当日发出的新闻报道中称“一二·九”为“革命青年大爆发”，是又一次“五四运动”。
后来斯诺曾回忆说：“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
一部纪实，宣告了一个国家鲜红的希望
在“一二·九运动”中，斯诺夫妇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感召力。早有采访红军念头的他们，更加无法克制地想要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作为美国记者，如何才能冲破中国国民党政府军的重重封锁进入红军的防区？而且，共产党的领袖会相信他们吗？他们想到了上海的旧识宋庆龄。
1936年春天，斯诺悄然来到上海，拜访了宋庆龄－－他没有失望。几天后，宋庆龄把撕开的半张美元交给斯诺，并对他说，沿途已经安排好了，到西安就会有人接应你，这半张美元就是接头用的信物。1936年6月下旬，斯诺来到西安，与董健吾接头后，搭乘张学良东北军的卡车，经洛川进入红区，随后到达保安。从这一年的6月到10月，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斯诺不仅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还采访到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几乎所有当时在陕北的红军高级将领。
很有意思的是，在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时，斯诺提出要为他照一张肖像照，毛泽东欣然同意。但当两人走出窑洞后，斯诺才意识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于是他顺手将自己的红军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下了一张毛泽东的戎装照。结束陕北之行后，斯诺将这顶帽子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并将它保存了一生。
1936年10月底，斯诺自陕北回到北平，与海伦重逢。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全力以赴投入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之中。此间，海伦为他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安危说：“斯诺最初想用第三人称写毛泽东的生平，但是海伦说不行，要用毛泽东的第一人称，她说这部分是这本书的脊梁，必须用第一人称才有力。结果斯诺听从了海伦的劝告，从后来的效果看，海伦是对的。”后来，海伦又于1937年冒险赴延安采访，为《红星照耀中国》提供了有关朱德的珍贵资料。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出版。1938年1月，该书美国版问世，立即在美国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畅销书。由于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出版商在该书的封面写下：“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出版商每天平均收到600张商家订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本书被译成了6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
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以及他的大量报道，向世界描述了真实的中国，同时也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就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西行漫记》出版时，亦是正值日军向中国国土发动大举进攻之时。民族危亡的关头，这本书中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样给大后方和沦陷区的许多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新的希望，撑起了人们为家园、为尊严而战的坚强信心。
斯诺生前常说：“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密苏里人的特质赋予了他大胆求证、谨慎分析的性格，而见证了一个东方古国在屈辱中负重前行的经历，他必然是勇敢的－－勇敢面对时艰，更加勇敢地正视人性。当他写就了《红星照耀中国》，他已成为一个“世界公民”，而在他本人的遗嘱中，也流露出了这样的结局就是自己期盼的归宿：“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爱中国的斯诺最终实现了他的夙愿，他的部分骨灰留在了北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叶剑英元帅的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中国青年网记者 贾元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