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的瑞金革命纪念馆，收藏有一只苏区时期的控告箱。它用木板制成，高不足1尺，宽不过5寸，可以加锁。箱顶开有一个小口，能投入控告材料。
控告箱上布满了文字，其中的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据说，这些文字是一个有名的老革命－－何叔衡亲自拟定的。
何叔衡，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学会执行委员长，1921年与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参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1年秋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工农监察部部长等职。后来在一次突围中壮烈牺牲。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从旧社会的一名秀才转变为追求光明的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让他的人生与众不同。
“穷秀才”的大胆行为
22岁以前，何叔衡都在偏僻农村从事劳动，在旧式私塾读书；26岁时，他奉父命应秀才考试，并取得秀才功名；37岁之前他都在乡间做私塾先生、小学教员。不过，虽然是读着八股文，说着之乎者也，他的观念和行为在乡里却大胆得出名。
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拜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长袍马褂，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却与其他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乡邻称他们为“穷秀才”，但就是这几位“没有能耐”的“穷秀才”却做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何叔衡得知后，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远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令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何叔衡给余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何叔衡将余老伯带走时，回身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家的难处，说得在场的许多人红了眼圈，族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之后，“学究”何叔衡又因为一串“狂言”搅得乡邻心绪难平。
这年他的三女儿出生，本是喜事，家里却炸开了锅：始终都没生出一个儿子，举家上下一致怂恿他纳妾。这种封建压力让他忍不住愤怒：“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这个女儿我就叫她实嗣，她就是我家的实际继承人。”
还有一次，何叔衡外出归来，刚到家门口便见到女儿们坐在门槛上，口中念着“笑莫露齿，话莫高声”。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摸着女儿们的头说：“我的女儿不要学这些臭规矩，你们有话可以大声讲，想笑就放声大笑吧！来，现在比赛，看谁的笑声最大！”霎时间，父女4人的笑声响彻何家大屋，引得屋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后来，何叔衡还坚决不允许家里给3个女儿裹脚，他把家里的裹脚布全搜拢来用刀砍碎，还作《放脚歌》一首：
走起路来像残疾，摇摇摆摆出洋相。
快学何家闺女样，大手大脚好姑娘。
当年，这首《放脚歌》在当地广为传唱，成为了人们的一段传奇记忆。
“秀才”学生到革命者的转变
1913年，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当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踏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之时，他们的兄弟学校－－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新生：他显然不像大多数学生那样年轻、朝气，1876年生人，此时已经37岁，有3个女儿，而且还是一位“前清秀才”。
校方人士一见到他就颇感惊讶：“37岁已是上有老下有小、养家糊口的年龄了，你怎么还舍得花时间来读书呀？”他回答得十分诚恳：“我长期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实是耽误了青春。现在我是急盼探求新知识、新学问，好为国为民出力哩！”
1914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之后他保持了与毛泽东、蔡和森的友谊，参加到他们组织的革命活动中。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致力“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逐步走向革命生涯的高潮。毛泽东曾称赞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上海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编在特别班；1930年7月回国后，他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何叔衡在斗争中从一名旧式秀才逐渐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的革命生涯让他的信念进一步坚定，让他的人生进一步升华。
秉持正义的中央苏区“红色大法官”
1931年11月，何叔衡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是被选为工农检察部人民委员，后经毛泽东提议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一职，即“肃贪部长”。1932年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也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同年6月，何叔衡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此时，年已56岁的他集检察、内务、司法大权于一身，开创了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工作中，何叔衡有随身携带的三件宝－－布袋子、记事簿和手电筒。布袋子用来放实物和文件，布袋子里“袋中有袋”，中间一个较大的放实物，比如从仓库里抓来的一把霉烂变质的谷子。有一次，他还偷偷地将毛泽东穿过的一双补丁加补丁的线袜塞进了袋子里。记事簿则事无巨细，无所不记。他说：“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手电筒主要用来走夜路。何叔衡带着这三件宝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回来时，布袋子里面人证物证齐全，记事薄上检察工作、司法工作、内务工作、干部教育情况“一锅端”，条理清楚，杂而不乱。
在何叔衡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还在各机关、街道路口设立了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控告箱的四面密密麻麻写着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在控告箱正面写着“控告箱”三个大字，下面落款为“XXX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在箱盖上写着：“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箱的右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这种控告箱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何叔衡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恪尽职守，秉公处事，严厉打击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使苏区的干部作风得到整顿，也让苏维埃政权的威望得到了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当时的中央苏区“左倾”日渐严重，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很快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他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何叔衡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会议开了几天，但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从大法官到被撤销一些职务，何叔衡的人生遭遇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他始终坚守自己心中的“一杆秤”，那就是为正义而战。他不畏“强权”，矢志不渝，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法官”。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誉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
何叔衡的人生虽然只有短短的59年，但却穷尽一生追求真理，实践正义。他用自己无悔的行为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在59年的革命人生中，他创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个之最：中共一大中最年长的参会者，红色政权首任“大法官”，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革命烈士。
“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这是何叔衡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闪耀着真理和正义的光辉。他坚定不移的信仰，救国救民的抱负，英勇无畏的精神，赤胆忠心的品德，求真务实的作风足以让他彪炳史册，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贾元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