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一本德文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在欧洲横空出世，照亮了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世界工人运动。
72年后，这枚先进思想的火种因为一名29岁中国青年的努力得以照进中国，点亮了整个神州大地。
这名青年名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作者。
在今天的中国人眼中，《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在当时的中国，这本《共产党宣言》就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
当我们走近这个农民的儿子，我们发现，他不仅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学术活动同样刻在中华民族图存图强的百年历史上－－编写了被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校长……陈望道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教育事业和语言事业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努力探寻救国之路
陈望道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因受到清末维新思想的影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憨厚老实的父亲最常对儿女说的一句话便是：“书读在肚里，大水冲不去，火烧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
在父亲的影响下，陈望道6岁便入私塾读书。少时的陈望道勤奋好学，聪颖异常。
随着岁月流逝，年岁增长，陈望道渐渐不满足于传统私塾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于是，在他16岁那年，陈望道离开了家乡，来到了义务县城学习。然而，一年的宿学生活未满，陈望道便返回了家乡。
原来陈望道虽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山区农村，却自幼怀有报国之志。自懂事那时起，他就对国家的兴盛与衰亡，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深深地关切和忧虑。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封建王朝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整个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陈望道孜孜以求，从回到家乡兴办村学到重回学堂发愤学习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陈望道积极探寻救国的真理。
在当时流行的“兴实业，重科学”思想促动下，陈望道曾一度想去欧美留学，因为“欧美的科学发达”，然而由于承担不起高昂的欧美留学费用，陈望道终改道日本。而正是这次改变，让陈望道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世界，也给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胜利的喜讯，迅速传至日本，立刻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一些著名进步学者纷纷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就在此时，陈望道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河上肇的影响下，陈望道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也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在中国大地迅猛发展，远在日本的陈望道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六月毅然返回祖国。受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院校长经亨颐邀请，他来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也是在这里，陈望道登上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舞台，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呕心沥血，第一部中文《共产党宣言》问世
在浙江一师，陈望道大力提倡新文化，积极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浙江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恼怒，为了稳固政权，当权者卑劣地将矛头直指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浙江第一师范，由此爆发了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
在经历了“一师风潮”的洗礼后，陈望道逐渐认识到“文学革命触动了封建的思想文化，但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改革社会必须有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就在这时，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约稿函，要求他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在该刊连载。
其实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并不是从陈望道开始。早在陈望道之前就有大批进步国人，为救亡图存去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仅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就有孙中山、宋教仁、李大钊等，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节译。在陈望道之前，中国人从没有见到这本书的全貌。在那个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普及的时代，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知识、精深的文字修养，更需要丰沛的感情积淀。曾赴日本留学，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精通外语，对汉语言文学有一定修养，陈望道成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最佳人选。
1920年初，陈望道带着这项神圣的使命特地回到了家乡浙江分水塘，开始了翻译工程。从此，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一个被群山包围着的小山庄，一间破陋不堪的柴屋里，终日可见一位29岁的年轻人在晕黄的微微跳动的煤油灯下，全神贯注、伏案书写。
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他度过无数个漫长的寒夜。由于当时参考资料很少，陈望道只能通过日文与英文对照进行试译，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陈望道硬是凭借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毅力，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努力，费了平常译书数倍的功夫，终把全书译了出来。
1920年8月，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自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毛泽东1936年曾对前来采访他的美国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鲁迅称赞道：“把这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在后来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曾被欧美学术访问团代表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为何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陈望道答道：“当时在我们的国家，所有人都在寻找社会发展的方向，探求未来到底该走向何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很多，而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
正是抱着对救国真理的追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陈望道从最初的一份“红色宣言”，到身体力行投身革命，始终坚贞如一。
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陈望道先后在上海编辑《新青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
《修辞学发凡》阐扬修辞学奥蕴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而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人瞩目。他著作的《修辞学发凡》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1920年9月，陈望道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任教期间，他先后开设了文法、修辞、美学和新闻学等课程，其中陈望道特别对修辞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陈望道就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不仅因为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重镇，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变法维新总是伴随着语言的革新，语言对一个民族的解放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要启发人民思想的解放，语言文字举足轻重”，“而中国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
1920年，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同时，陈望道发表了多篇语言学论文，如《“的”字的分化》《“可”字的综合》等等，他对指示代词“这里”“那里”的研究，对标点符号用法的研究，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研究它的词性和用法用途以及它在结构中的位置，这些研究直接影响了现代汉语的模样。
今天熟练地运用汉语写作的人们很难会想到，陈望道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这样一砖一瓦地垒起了现代汉语的大厦。
陈望道花了整整12年，不断根据教学实践丰富修改，《修辞学发凡》终于在1932年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
叶圣陶评价该书“这是近年来的好书。有了这部书，修辞法上的问题差不多都已头头是道地解决了”。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郑子瑜评价该书“彻底将中国的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的工夫，写成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陈望道。”
好学力行，引领复旦走向崛起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欲调陈望道至文化部任职。陈望道答复‘如果领导认为北京和上海的工作一样重要，我很希望留在复旦。’从那时直到去世，陈望道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
陈望道自1920年走上复旦讲台至逝世为止，在复旦任教50年，其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5年。凭借着对教育事业执着地追求，对复旦大学深厚的感情，在复旦大学的半个世纪里，陈望道为复旦大学的发展和壮大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如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所说：“陈望道是复旦精神的一座丰碑，始终屹立在复旦师生的心中。”
1942年至1950年间，陈望道被任命为新闻系主任。陈望道担任系主任不久，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然而陈望道却说：“建议还是用‘好学力行’为好，因为‘学行并重’才是对新闻人根本的要求。”从此，“好学力行”成为新闻系的系铭。
今天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子回忆起这位曾经为复旦新闻系呕心沥血的创始人时对中国青年网记者说：“‘好学力行’四个字初看十分浅淡，细细琢磨，正和陈望道先生一生的学养及经历息息相关，甚至可以穿越时空反讽目下某些新闻教育的肤浅之弊。中外记者的成功之路无不说明‘好稿是采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采访是写作之母’。诚然，采访的方法、技巧不同，采访的手段各异，新闻的由头甚至是大相径庭，但在不断储备丰富的知识并在第一线做深入细致的采访是一个记者或者说是一个成功记者永远的最大的诀窍。”
在这样的训勉之下，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风有了不断地改变。每周举行一次的分析时事、讨论问题、研究学术的“新闻晚会”，更是盛极一时……学生们将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打成一片。
为了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陈望道从1944年开始，四处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
为了节省时间和钱，在炎热的夏天，陈望道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朋友家爬满臭虫的床上。后来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新闻馆终于落成。学生们利用新闻馆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成了全校进步师生最钟爱的活动场所。
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今天众高校新闻专业中的翘楚地位和陈望道当年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思想息息相关。
1952年9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陈望道担任校长不久，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有关部门准备停办复旦新闻系。陈望道得知后，两次上北京，先找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
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曾为陈望道学生的龚向群说：“陈望道把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融进了这所学校，他的威望和号召力，不单单是由他的资历深而来，更多的是来自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身为校长的陈望道在治校过程中始终把关心人、爱护人放在第一位。担任校长期间，他千方百计关心每一位教师、学生、员工的工作生活。当年好多学生喜欢模仿陈望道的口音讲话，学得最多的，是他每次开会时的开场白“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正是这样的开场白，体现了他对全体师生的深深地关心。
1977年10月29日凌晨，陈望道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与世长辞。
纵观陈望道的一生，他是位始终站在进步思想最前线的勇士，他毕生都在追求人类的光明与进步，为追求人类的文明与幸福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他无限热爱党和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所有青年人学习的楷模，无论在昨天，还是今天乃至将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
记者手记：
在稿件完成过程中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给了非常大的帮助，采访时正值学校放假，但老师们毅然放弃了休息时间，提供了大量陈望道先生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对这位创立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并担任校长近25年的老先生，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不仅用语言也用行动表达了他们深深地怀念。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子们表示：“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我们还会始终坚持陈望道先生‘好学力行’的职业要求，一方面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知识架构，以‘好学’的态度对待每一次采访工作。更要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第一线的工作原则，践行‘力行’的工作目标，时刻铭记媒体的时代责任，为历史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