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很多重庆的网友会想起这样一群烈士：1949年11月14日，几十名共产党人在重庆歌乐山电台岚垭附近的杂草丛中被枪杀。
在这批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中，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伟大女姓。无论是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还是歌曲《红梅赞》、《绣红旗》和歌剧《江姐》，饱含深情赞颂的都是这个人－－江竹筠。
童年逃荒 受尽苦难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她的家，就在自流井大山铺朱家沟，一家人住着两间简陋的草房。江竹筠8岁时，家乡闹旱灾，饿莩遍野。后来，母亲带着他们投奔了在重庆的外婆和三舅李义铭。
多年以前，江竹筠的这位舅舅曾经在家乡提着竹篮，沿街叫卖“麻杆糖”。但眼前的李义铭却是重庆红十字医院院长、蜀通轮船公司董事、精益中学校长，开办了一家医院，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江竹筠、母亲和弟弟三个逃荒者来说，骨肉至亲的舅舅和他们已分属贫富悬殊的两个阶级。
舅母很不喜欢从乡下来的这家穷亲戚。母亲和江竹筠姐弟遭受了舅母的许多白眼，她和弟弟更是没少挨舅母打骂。但因为外婆生病，需要母亲照顾，她们只好忍气吞声。
外婆去世后，没等舅母赶，竹筠和弟弟便跟着妈妈搬出三舅家，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开始独立谋生。父亲江上林此时在一条船上打零工，时不时帮衬下家里。母亲也找点针线活干，挣的钱勉勉强强能让10岁的竹筠和8岁的弟弟去一所教会小学读书。母亲说：“好不容易才让你们上学，要发奋呵！”竹筠很听话，上课认真听讲，成绩优良，还得了奖状。可惜只读了半年左右，父亲所在的蜀通轮船公司破产，竹筠只好辍学了。失业后，本来就不大顾家的父亲，抛开竹筠他们，独自回家乡去了，几年后便病死。
当时，小竹筠是多么喜欢念书啊，每当她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眼里都含着泪。
为减轻家里负担，小竹筠被迫和母亲一起去袜厂做工。由于她身材矮小，够不到机器，厂里还专门为她做了一个高脚凳。竹筠想为妈妈分忧，认真学技术又吃苦耐劳，很快产量就赶上了成年人，但工厂老板依然只给小竹筠微薄的童工工资。
逃荒的经历，让竹筠小小年纪便知晓生活疾苦，为她日后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树立解放劳苦大众的理想埋下了种子。她的童年时代，由于受到农村和城市两种环境的交替影响，使她兼有农村孩子的淳朴和城市孩子的开通，求知欲望很强。
奋发求学 追求真理
转眼到了1932年。12岁的江竹筠因每天工作12小时，把身体拖垮了。不久，妈妈患了伤寒，便一同辞去了袜厂的工作。此时，江竹筠三舅家的小儿子需要人照顾和教育。母亲略懂笔墨，又是至亲，于是便去三舅家看孩子。实际上三舅等于请了一个不花钱的保姆。作为对母亲的报酬，三舅安排江竹筠姐弟到孤儿院小学读书。
再次得到读书机会的江竹筠兴奋极了。在孤儿院小学，她勤奋好学，三次考试，三次跳级，仅用了3年半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小竹筠渐渐长大了，她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课本知识已经很难满足她了，她就想方设法去老师那里借阅课外书。她特别喜欢读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英雄的故事，她有时还跑到江边，大声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出现了一位对江竹筠一生有着启蒙作用的老师－－丁尧夫。丁尧夫是江竹筠所在年级的主任，同时教她语文和历史。丁老师讲述的历史课，使江竹筠懂得了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培养和激发了她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他在教导中潜移默化地锻炼她的意志和品格，引导她去思索、鉴别社会中的真与伪，鼓励她去勇敢地追求真理。
让江竹筠没有料到的是，1935年，丁尧夫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罪名是有加入共产党的嫌疑。自此，江竹筠更加深刻得认识到丁老师是好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都要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肯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组织。
坚定理想 投身革命
1936年，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重庆南岸中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江竹筠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话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江竹筠成长的步伐加快了。
1939年，日机频繁轰炸，南岸中学不得不迁往江津。江竹筠没和学校一起走，而是考上了中国公学读高中。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周日，她在同学戴克宇（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生命从此开始了。
1940年秋，江竹筠所在的公学停办，组织便把她转移到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学习，负责该校中共党组织。
1941年秋，21岁的江竹筠被党组织派到重庆新市区担任区委委员，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当时她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军统特务机关就在附近。江竹筠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
后来，江竹筠又在组织的安排下，考入繤江铁矿做会计。1943年初，组织上安排江竹筠到成都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合作社工作。不久，江竹筠接到了回重庆的新任务：为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当助手，并与他假扮夫妻。
彭咏梧在老家有妻室，而且已育有一子。他和江竹筠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但随着了解的加深，双方逐渐产生了好感，但都恪守着道义，努力压抑着这份萌发的情感。
一次偶然的变故，组织上决定让江竹筠从重庆转移至成都，安排她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读书。在川大，她改名江志伟，以学生的身份做群众工作，也是本系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异的学生之一，又是学生运动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但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对外的身份依旧是“彭太太”。在川大读书期间，江竹筠还学会了俄语，经常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
江竹筠走后，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不时与特务打交道的彭咏梧深切感到工作起来是那么不方便不习惯，还出现了不少麻烦。
江竹筠也把对彭咏梧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出于工作需要，1945年，江竹筠快放暑假的时候，接到组织的秘密通知，批准她和彭咏梧结婚。年轻而有活力的江竹筠虽然内心惊喜，但也怀着对彭咏梧原配妻子谭正伦的深深歉疚。
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彭云出生。
酷刑加身 绝不屈服
1947年，重庆地下组织创办了机关报《挺进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又建立了《挺进报》特支，由彭咏梧直接领导，江竹筠担任助理。
1947年10月，彭咏梧受命担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重返下川东组织武装暴动，牵制国民党兵力，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孩子太小，组织上一开始并未考虑让江竹筠随行，但她不愿放弃同丈夫一起革命的机会。
为加快下川东干部队伍建设，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彭咏梧让江竹筠潜回了重庆。1948年1月23日，江竹筠带着几名干部到达彭咏梧外婆家，等着和约定接头的人见面。江竹筠万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的噩耗。
深爱着彭咏梧的江竹筠心如刀绞，但她很快把丈夫牺牲的悲痛化作了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贞，毅然做出了接替丈夫工作的决定。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破获。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一年的6月14日，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在狱中，特务们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忍地将竹签钉进江竹筠的十指，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材料！”“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叫她“竹筠”。当特务提审江时，大家既关心又不放心，因为这位身材瘦小的女性掌握着太多的情报了。那天，当特务把遍体鳞伤的江竹筠架回牢房时，不知是谁喊了声：“江姐！”以表达对她的敬意。在狱中，江竹筠利用她的聪明才智，组织难友继续与特务们做斗争，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爱戴，江姐的称呼也就这样叫开了。
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越发惦念自己幼小的儿子。入狱前，江竹筠经过多次和彭咏梧原配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接触沟通，获得了他的信任和谭正伦的谅解。江竹筠入狱后，在谭竹安的安排下，彭云由谭正伦抚养。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兑水调成的“墨汁”，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他们让江竹筠等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竹筠知道，自己年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她从容而平静地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阴士丹林蓝布旗袍，套上那件红色绒线衣，又把头发梳理整齐。
剩下的难友忍不住哭了起来。江竹筠为一位同志擦去眼泪说：“坚强点，同志们！革命胜利近在眼前，我希望你们都能坚强地走过去！”
江竹筠和难友每走过一间牢房，大家都亲切地喊着她的名字。忽然，难友何雪松抑扬顿挫地高声背出以前大家共同创作的诗歌：《我们的丹娘－－献给江竹筠同志》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你，我们的丹娘，
所有正直的灵魂为你的受难而愤怒。
穿过沉重的铁门传来的，
是我们兄弟般的同志的情谊。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像皮鞭抽打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
这一天，在瑟瑟秋风中，29岁的江竹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天，离重庆迎来解放的曙光，只有短短16天。 （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楠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