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小学校长看到一名男生在用泥块砸同学，他立刻将其制止，并让男生放学后去他办公室。
“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回到办公室，见到等候着的男生，校长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一边说。
“这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很尊重我。”接着校长又掏出一块糖给他，男生半信半疑地接过糖果。
“我调查过了，你打同学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校长递给了男生第三块糖。
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我的同学……”
校长马上又掏出了第四块糖果，说：“你已认错，再奖励你一块，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是一个在我国教育界广泛流传的故事，故事中的校长用宽容与鼓励来教导学生，温暖了学生，也温暖了读到故事的每一个人。
这位令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正是20世纪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求学中外 三次选择终投身教育
陶行知自小聪敏好学。6岁时，他在邻居家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秀才方庶咸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15岁时，由于母亲在安徽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帮佣，陶行知经常去帮母亲做事，被学校校长看中，他幸运地成为了这所中学的一名学生。
然而，此时的中国也正值多事之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偌大一个中国山河飘零，列强瓜分日甚，社会动荡加剧，百姓更是困苦不堪。年少的陶行知心中所念尽是这深重的家国苦难，他在自己宿舍的墙上挥笔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这里毕业，开始直面自己一生的学业与职业选择。
1908年，17岁的陶行知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希望通过学医来解除劳动人民的病痛，以此实现自己的报国志向。但是，这所教会学校竟十分歧视非入教的学生，陶行知不愿自己的思想受外国人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即愤而退学，也从此放弃了自己最初“行医济世”的想法。
1911年，在金陵大学就读文学系的陶行知深受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开始热心宣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返回家乡参加起义，任徽州府议会秘书半年。后来起义失败，他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半年的革命历练也开始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该如何报效祖国。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这样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由此，陶行知明确提出了自己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主张。
1914秋，陶行知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他径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研究部，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专攻教育。因为他认为，学习市政将来只能做官，不能救国，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事业，开发民智，振兴中国。
1917年毕业时，陶行知登上回国的海轮，与同学们畅谈起自己今后的抱负，他豪迈地说：“我归国后，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数度易名 一生奉行“行”与“知”
6岁以前，家里人没有给陶行知取名字，都叫他小和尚。直到遇到他的开蒙老师方庶咸，他才有了第一个学名－－陶文濬。
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研究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针对过去读书人“知”与“行”分离、“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弊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为了行，行才是知的完成和终结。陶行知笃信王学，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陶知行”。
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陶行知写了不少文章宣传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千难万难。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一面批判外国的“洋教育”，反省自己的教育实践，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在他发表的《行是知之始》一文中，就先是提到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而后又批判其“先知后行”的理论。陶行知认为王阳明的两句话应该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创办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不断宣传自己“先行后知”的观点，不少调皮的学生因此不喊他“知行”，而称他为“行知吾师”，陶行知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后来干脆正式改名为“陶行知”。
此后，陶行知又创办了“自然学园”、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在实践中，他很快认识到不仅要“从行到知”，更重要的是要再“由知到行”，于是他提出了“行－知－行”理论，甚至干脆把“行知行”作为了自己的笔名，在他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增辟“行知行闲谈”栏目。
1943年秋，在我国著名国画艺术家谢孝思的建议下，陶行知把“行知行”三个字整合成一个字，并高兴地对朋友们说，这个字读作“干”，虽然是“行知行”，但“行”始终在前，“干”是第一位的，实践出真知！
万世师表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欲国家之强大，必全国国民能同心努力方有济。今百人中不识字七八十人，是何以言精神之团结？”
面对“如何办理教育，使它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这个问题，陶行知认为发展平民教育正是解决之道，而平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编写平民识字教材。
1923年11月，陶行知亲自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正式出版并很快发行一空。至1924年，粗通、学会《平民千字课》的人数超过50万，陶行知将该书的1万元版税全部贡献给了平民教育。
“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农务；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更穷……”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乡村教育问题的人，也是第一个热情地跑到农村去当乡村教师的人。1926年，怀着“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远大抱负，陶行知来到了南京郊外的一个“连燕子都不肯飞来”的地方－－老山小庄，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旨在专门为农村小学培养好的教师。在学校里，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带领师生们一起“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一首近乎大白话的“锄头歌舞”饱含了当时晓庄师生为理想奋斗的激情和创造生活的热情，其间学习与生活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陶行知甚至连母亲大寿时收的贺礼都拿出去典当了。他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第二年，晓庄师范的学生数量扩大了十几倍，而且很多都是“慕名而来”。
“陶行知先生，我们不叫他陶先生，叫他太先生，因为他是白先生的先生。”90多岁的张荷英老人回忆说。她是70多年前经过陶行知修改编成的《西湖八小孩日记》的作者之一，她所说的白先生－－当时翁家山小学校长白动生就是晓庄师范第三期毕业生。
1932年，陶行知开始推行普及教育与“小先生制”。他几次来到杭州翁家山，通过白动生推行他的“小先生制”，并且将关于翁家山小学和“西湖八小孩”的故事刊登在他主编的《生活教育》杂志上。陶行知认为，儿童是中国实现普及教育的重要力量。“小先生制”就是人人都要将自己认识的字和学到的文化随时随地教给别人，而儿童是这一传授过程的主要承担者。
“孩子们，你们看，这是一个‘春’字。”陶行知来到武汉探望保育院的难童并发表演讲，“‘春’代表着春风奏乐，花儿伴舞，看见‘春’也就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把‘春’字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为众，就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你们看，‘日’字不在‘三’、‘人’之下吗？”说到这里，孩子们欢呼雀跃，口号不绝。
面对日益加深的外患和国内的黑暗统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园书斋，他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二·九运动后，他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他成立国难教育社，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36年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途经香港时，他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出访期间，国内发生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被列入了通缉名单。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是民主，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不仅在社会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也大力倡导民主教育。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三个月后传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陶行知闻讯异常激愤，四处演讲谴责。当社会上传说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当即表示：“我等着第三枪！”他还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突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在那个国家没落、民族危亡的年代，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报效祖国，纷纷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陶行知就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他是一个爱国者，少年立志“要为中国做出一点贡献”，并为此奋斗一生。
他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从平民教育到乡村教育，继而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最后到民主教育，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理论。
他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可抹去的名字，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心目中伟大的教育家，令人永久怀念。（中国青年网记者 朱琪红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