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中国政治家、革命家
（1866—1925）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盘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无数的革命者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之路，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孙中山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从19世纪末开始，孙中山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国内外积极从事拯救中国的政治活动，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提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领导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政权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孙中山为维护民主政治，又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
后来，他吸取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抛弃了一些旧观念，积极欢迎和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毅然改组国民党，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孙中山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站在时代潮流之前，和历史共同前进。毛泽东评价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的次子。
母亲为祈求“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保佑，给长子取名帝眉，次子取名帝象。这就是孙中山乳名“帝象”的由来。稍长他取名文，号日新，取《大学》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又以“日新”的粤语谐音，改名“逸仙”。后来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孙中山之名便由此而来。
孙中山家除有父、母和祖母外，还有哥哥、姐姐和妹妹，他排行老三。家境从祖辈起就非常贫寒。他祖父是个没有土地的佃耕农；父亲16岁时便只身到澳门谋生，后来返回翠亨村成家，靠租种田地度日。像旧中国农村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孙中山从6岁起便跟姐姐上山打柴草，年纪稍长，又开始干牧牛、除草、插秧、挑水等各种农活。有时还随外祖父驾船出海取蚝。他没有鞋穿，常赤脚走路，很少吃米饭，主食是番薯。
童年时代的艰苦生活，使孙中山对农民的悲惨境遇感触很深，也使他萌发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后来说：“我所以要坚决进行革命的原因，是为了不愿意中国农村永远这样穷苦，我愿意中国的儿童都有鞋穿，有饭吃。”他也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个“农家子”，直到1922年，他还坦率地对外国友人说：“我是苦力的儿子，我自己也是苦力，是和穷人的孩子一起长大的。”
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孙中山到10岁时，才进私塾读书，除练习写字以外，便是机械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之类的书。
他更喜欢的是夏日坐在大榕树下，听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冯爽观讲他追随天王洪秀全南征北战的故事。有一次，他很遗憾地说：“洪天王灭了清朝就好了！”冯爽观摸着孙中山的小脑袋，高兴地说：“你真是‘洪秀全第二’啊！”这以后，孙中山真的以此自居起来，稍一有空，就跑去看三合会会员练武，回家便舞枪弄棒，操练武艺，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这时候的孙中山已隐隐地觉察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县里的差役到村上，不是催粮，就是逼税，还抓人、派差。孙中山看到这些胡作非为的事，气愤地说：“这些官兵就是强盗。”姐姐因为缠足痛得直流泪，他看了十分不忍，便对母亲说：“为什么姐姐的脚好好的，却要用布把它包扎起来呢？你看姐姐痛得这么厉害，不缠可以吗？”听到母亲否定的回答后，他愤愤地说：“女子把双足缠成这样，实在是毫无道理的。”一些富户家的奴婢，吃的是残汤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袄，还常受主人打骂。孙中山认为这是违背常理的。从这些事上，他开始产生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也渐渐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腐朽。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和母亲一道去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第一次离乡到海外，孙中山大开眼界，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不久，孙中山进了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当时，这所学校只有三名华侨学生。在学校里，孙中山学习非常勤奋，很快就掌握了英语。他阅读了不少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籍，特别喜欢读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课余他还自修国学。他当年的同学唐雄后来回忆说，孙中山“课余有暇，常不喜与同学游戏，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有时笔之于纸……”丰富的中西学知识，为他后来领导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82年7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回国。他乘的船刚近国土，便受到清朝官吏的盘剥，这事给他刺激很大，他愤怒地对乘客们说：“中国掌握在这些腐败的官吏手中，只会一天天衰败下去，我们能视而不救吗？”
回乡后，他开始在村民中大力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并和好友陆皓东等人砸了村庙“北极殿”中的神像，却因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孙中山被迫出走香港。但他没有屈服，他默默地说：“我，终究是要回来的！”
不久，他抱着“救国工作自救人开始”的信念，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读书。他觉得，一方面致力政治，一方面致力医术，从这两方面同时努力，也许会有收获。
后来，孙中山又转到香港的西医书院学习，这里教学设备完善，师资水平很高。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5年，除钻研医学知识外，还广泛研读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等学科的著作。这时的孙中山，既勤奋好学，又活泼好动，是一个朝气蓬勃、性格豪爽、脚踏实地且充满人情味的有为青年。他和要好的陈少白同住一屋，房中除了两张铁床外，到处都堆满了书籍，二人常嬉戏打闹，甚至用书本、杂物互相抛掷。
这时候的孙中山，仍很关心政治问题。他“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常对人抒发爱国情怀，阐述革新抱负。课余时间或节假日，他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和志同道合者共同寻找救国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他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交游甚密，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倡言革命，以至于“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他们四人也因此被称为“四大寇”。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医科硕士学位。结束学习生涯后，他先去澳门行医，后到广州，并很快成为一位知名良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与医术相比，他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痼疾”，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闭门十几天草拟出6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回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主张。随后带着它北上天津面呈北洋大臣李鸿章，遭到李的拒绝。孙中山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般，他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改良无济于事，只有釜底抽薪，推翻清廷，才能拯救中国”。
从此，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894年10月，28岁的孙中山去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二年在广州发动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流亡国外。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的成立，结束了各省革命党人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了18个省革命党人大联合。
辛亥革命胜利后，有报纸评论道：“武昌革命系奉孙逸仙命令起义，拟建共和政权，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孙中山则认为自己组织革命，“乃为救国，非为一己之谋”。
但当他从纽约返抵上海之后，还是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后，他回答记者的一句话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他日夜萦怀的是国家的统一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权力和享受。他在一座平房内办公，在一幢简陋的小楼里居住。在临时大总统府内，从总统、总长到一般小职员，每人除供给食宿外，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他始终以“人民的公仆”自居，禁止人们以“万岁”、“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句称呼他。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结束了自己为国为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