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那个晚自习,我照例在教室里转。走到最后一排,看见小陈的桌上摊着一张数学卷子,第17题的位置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三个字:“不会做”。再往前翻,第12题、第8题,也都圈着。整张卷子,他圈掉了将近四十分。
我问他:“这些圈,你打算怎么办?”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等老师讲。”我又问:“老师讲的时候你听懂了没?”他想了想,说:“听的时候懂,下次考还是错。”这句话我太熟了。每年四月,都有大批学生卡在这个“听懂了但不会”的坎上。三轮复习的卷子一张接一张,学生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拧完一颗扔一颗,手里始终没有攒下一把能用的工具。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十一点,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最后这四十天,我到底还能给他们什么?不是更多的卷子,也不是更多的叮嘱。他们缺的是一张能坐下来、把问题摊开、有人陪着理清楚的“台子”。
第二天早读,我宣布了一件事:从今天起,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教室后排那两张空桌子改成“问诊台”。谁有“疑难杂症”,拿号排队,我坐诊。
一、为什么是“问诊台”,不是“答疑角”
有年轻老师问我,这不就是答疑吗,换个名字有什么意义?我说不一样。答疑是“你问,我答”,学生问什么我答什么,问完了事。问诊是“你坐下,我先看,再一起定方案”。这两件事的差别,在四月这个时间点上,太大了。
四月的学生有一个普遍状态:他知道自己哪里都差一点,但说不清最该补哪里。你让他提问,他憋半天问出一句“老师我这道题不会”——这不是问诊,这是把脑子外包给你。我要做的,是逼他先自己“验血”。
所以我定了一条规矩:来问诊台,不许空手来。必须带三样东西——一张最近做过的卷子、一支红笔、一张A4纸。A4纸上要写三行字:
- 这道题我卡在哪一步(具体到“列出方程后不会解”这种程度)
- 我试过什么办法(翻书、问同学、看答案到第几步)
- 我猜它考的是哪个知识点
头两天,来的学生写的第三行基本都是“不知道”。第三天,小林来了,纸上写着:“卡在第二问,求导之后不知道怎么判断单调性。翻书看了例题,例题是三次函数,这个是含参数的。猜考的是导数与函数单调性。”我看完抬头看她,她有点紧张。我说:“你这三行写得比很多同学的错题本都值钱。坐。”
那天我们花了十二分钟,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含参导数讨论单调性时,参数分界点怎么找。她走的时候,我在她纸上写了一句话:“明天找一道同类型的,自己讲给我听。”
二、问诊台上,我只做三件事
四十天,时间金贵。我给自己定了规矩,坐在那张桌子后面,只做三件事,多一件都不干。
第一件:帮他“缩小包围圈”
学生说“我函数不行”,这话等于没说。我会追问三个问题:是图像不会看,还是解析式不会求,还是单调性不会判?三个里挑一个最心虚的。挑出来之后,再往下切一刀:是含参的不会,还是不含参的也不会?切到不能再切,通常就剩一个很具体的点。小陈最后被切出来的点是“二次函数在给定区间上的最值讨论”——就这么一个点,他之前一直用“函数不行”四个字把它埋着。
第二件:让他“讲一遍”
问诊台上,我不讲题。我只做一件事:让他把刚弄懂的东西讲给我听。讲卡住了,说明没真懂,退回去重来。小林第一次讲含参讨论,讲到“令导数为零”就停了,说“然后看Δ”。我问她:“Δ小于零的时候,导数什么符号?”她愣住,翻草稿纸,算了三分钟,抬头说:“哦,恒正,函数一直增。”我说:“这句话以后就是你的了。”
学生以为的“懂了”,和真正能讲出来的“懂了”,中间隔着一条河。问诊台就是那座桥。
第三件:给他“开一张小方子”
每个从问诊台走的学生,都会拿到一张便签,上面写三样:今天解决的这一个点、明天要自己练的两道题(我从题库里现挑)、后天同一时间来“复诊”讲给我听。便签不大,巴掌见方,贴在桌角。到后来,班里好些人的桌角贴了一排花花绿绿的便签,像一排小旗子。
三、一个“问诊台”撑不住,我把全班变成了“诊所”
问题很快来了。四十天,五十多个学生,我一个人一天最多看六七个。照这个速度,轮一圈要一个多礼拜,等不起。
第三周,我做了个调整。把班里上次模考单科前五名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开了个短会。我说:“从明天起,你们五个是‘坐诊大夫’,一人带一个‘专科’——数学、物理、英语、化学、生物。每天最后一节自习,后排两张桌子,一张我坐,一张你们轮着坐。”
几个孩子眼睛亮了。有个男生小声问:“老师,我们讲错了怎么办?”我说:“讲错了正好,说明这个点你也没真懂,咱俩一起重学。你讲之前,先把要讲的那道题给我看一遍,我帮你把把关。”
这个办法带来的变化,出乎我意料。最明显的是那几个“小大夫”。小张原来数学一百一十分上下,自从负责“导数专科”,为了不给别人讲错,他自己先把近五年高考导数题刷了一遍,还整理了半页纸的“常见坑”。五月模考,他数学考了一百二十八。他跟我说:“老师,给别人讲一遍,比自己刷十道题都管用。”我说:“这话你算说对了,讲给别人听,是最高效的复习。”
学生之间的“问诊”还有个好处:他们说话不绕弯子。有一次我路过,听见小林给同桌讲题,同桌说“懂了懂了”,小林直接怼回去:“你懂啥了,你把下一步写出来我看看。”同桌写了,写错了,小林说:“看吧,你就是假懂。”两个人都笑了,然后重新来。这种话我要是说,学生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同学说,没事。
四、问诊台上,有些“病”不在卷子上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来的是个平时话不多的女生,叫小周。她坐下,把卷子摊开,A4纸写得工工整整,可我看她眼睛是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最近睡不好。
我没急着看卷子。我把红笔放下,问她:“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想考不上怎么办。”这句话一出来,眼泪就跟着下来了。
那天下午我们没讲一道题。我听她说了四十分钟。她说她妈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越这样她越怕辜负;她说她同桌模考比她高二十分,她嘴上说恭喜,心里发慌;她说她晚上躺下就数日子,数着数着就清醒了。
我等她说完,问了一句:“你妈给你做饭的时候,是高兴的吗?”她愣了一下,说:“好像是。”我说:“那你就安心吃。她做饭的时候没想着要你考多少分,她就是想让你吃口热的。”她扑哧笑了,鼻涕泡都出来了。
后来我给她开了张不一样的“方子”:每天晚上睡前,把第二天要做的三件事写在一张纸上,写完就合上本子,告诉自己“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另外,我给她调了个座位,从靠窗那排挪到了中间,她说靠窗容易走神看外面。五月她状态慢慢回来了,高考考得不错,出分那天她给我发消息,说:“老师,我现在躺下就能睡着。”
——问诊台上,一半的“病”在卷子上,另一半在卷子外面。当班主任的,得学会看那另一半。
五、四十天下来,那张桌子留下了什么
高考前最后一天,最后一节自习。我照例坐在后排那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摞便签纸和一支红笔。那天没人来“问诊”了,孩子们都在自己翻书、看错题本。快下课的时候,小陈走过来,往我桌上放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老师,二次函数最值讨论,我现在闭着眼都能讲。谢谢您那张桌子。”
他走了以后,我低头看那张桌子。桌面上被红笔、蓝笔、铅笔划得乱七八糟,有演算的痕迹,有画的小人,还有不知道谁写的一句“撑住”。我拿手机拍了张照。这张桌子,四十天里坐过五十多个学生,开过一百多张方子,留下过眼泪,也留下过笑声。
有人问我,最后四十天还能做什么。我说,做不了太多,但可以给他们一张桌子、一支红笔、一个愿意坐下来听他们把话说完的人。复习到了这个阶段,知识该讲的都讲过了,剩下的,是帮他们把散落的东西拢一拢,把心里的疙瘩解一解。
那张桌子现在还在教室后排。下一届学生来报到那天,我打算把它擦干净,还放在老地方。
